穆白

　　在某个黄昏，雪片落在清真寺面北的屋顶，一艘逐渐驶近的船降下船帆，浅灰色的雾气笼罩在水面上，柏树和梧桐树下传来孩童的玩耍声和小贩的叫卖声，各种伪币充斥市场，各色人等往来街道……

　　这是《我的名字叫红》的叙述人之一黑先生眼中的老家一角。和一切离乡背井之人回返故乡惊讶于沧海桑田一样，在阔别十二年后，他发现，年少时频繁走过的街区，已经消失于灰烬中，有些地方则矗立着富丽堂皇的别墅。然而他没有发现，那些躲藏在屋檐墙角，大街小巷的古老的灵魂，正在一场新的变革中一去不复返。

　　十六世纪的伊斯坦布尔，在帕慕克笔下，是一个充满了漩涡和湍流、表面却异常平静的斑斓世界。在这个世界中，黑先生开始追求属于年少的爱情，青梅竹马的恋人欲取还拒，媒人艾斯特多方奔走，谢库瑞的一对儿子等待着父亲从战场归来……即使缠入两起凶杀案，整部小说并不因此而扑朔迷离，如果说爱情和谋杀是畅销的必备因素，那么《红》可说是左手畅销，右手经典。销售量和艺术性并非是跷跷板的两级，如今越来越多的作品包揽国际大奖后登上书店的展销平台。其中，《红》的成就使人侧目：法国文学奖、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和都柏林文学奖。翻开书卷，读者会为铺陈在眼前的失传绝技——波斯细密画目炫神迷。这种流行于数个世纪前的贵族珍玩、伊朗艺术的高峰，连同古典伊斯兰的曼妙传说，曾在活字印刷术普及之后渐渐消亡，如今仅存余声，若不是在帕慕克喷涌的激情下再现风华，还有多少人会记得，会为之彻夜倾读，欲罢不能？正如莎翁的传世之笔留下了爱人玫瑰般的容颜，帕慕克也让我们知道，历史曾经湮没了多少座人类的精神宝库。

　　帕慕克在一次访谈中坦承，他自幼热爱绘画，既临摹过土耳其的细密画，也受到西方绘画的影响，为了创作这部小说，更是做足功课，花费六年时光阅读历史和艺术。小说大量的篇幅献给对细密画作品的白描及其技艺的讨论，后者达到了思想的高度。形式与内容，生活与艺术的价值取向隐含其中。小说中有段对话令人印象深刻：黑先生询问细密画大师奥斯曼，优秀的大师和普通的画工区别何在。奥斯曼大师就问了三个问题：他是否想要与众不同？是否会在意自己的作品被剽窃和轶失？是否能够体会“失明”的伟大意义？为此，黑先生分别询问了另三位细密画大师：蝴蝶、鹳鸟和橄榄。急于得知凶案真相的读者如果耐烦回读，不妨深究一下后面分别以这三位画家为主角的篇章，凶案的谜底已经隐藏其中。蝴蝶和鹳鸟的回答一丝不苟地遵循着经典细密画原则，而橄榄的回答则遮遮掩掩，不置可否，因为欧洲法兰克画派正牵动着他的心，对传统的疑虑也在生根发芽。

　　当时的伊斯坦布尔，正是传统细密画受到致命挑战之时。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欧洲，把“人”字大写为宇宙的中心，禁忌被打破，视野在扩展，投影、透视成为人们趋附的新技法，传统细密画二维的布局、僵化的画风走到了一个时代的尽头。当代著名西洋画理论家劳伦斯·韦其勒评价大卫·霍克尼的作品时认为，“是景象框定了我们怎么去看，而看到的东西又决定了我们怎么去画。”而《红》中的细密画家则说：

　　在绘画艺术开始之前，有一种黑暗；当它出现之后，也有一种黑暗。透过我们的颜料、技巧与热情，我们会记得安拉曾命令我们“看”！记得即表示知晓你所看见的；知晓即表示记得你说看见的；看见则表示无需记得的知晓。

　　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艺术观你方唱罢我登场，贯穿了之后的美术发展史。仅隔一个世纪，光学传统在伦勃朗手中开始退场，而近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不讲究透视法的中国画才是真正激发生命力，更接近生活真实的画派。把历史拉到近前，我们或许会失去感慨的力量。

　　世界观的争锋、宗教观的对立、东西文化的撞击，赋予《红》难得的文化深度，具象到人物身上，就是橄榄和两位被害人的冲突。橄榄先后杀害观点对立的高雅先生，又因为嫉恨统一战线的“姨夫”偏爱黑而犯下第二桩命案，画坊总监奥斯曼大师虽然置身事外，但也逐渐感受到临近的威胁，在观摩苏丹宏伟的画藏时，在前辈大师的感召下自刺双眼，成全了他对传统忠诚的捍卫。

　　《红》是一部无主角的小说，也是一幅精致丰澹的细密画。作者的价值观并没有呈现在人物命运之中，而是表现在奇巧的构思上。在第一人称交替叙述的新颖技法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帕慕克对传统细密画的深厚感情——同样没有一以贯之的线索，没有可供透视的立足点，淡化了整饬的内部结构。小说与绘画如此相似！帕慕克正是在这一种貌似中立的角度上，为我们勾勒出没落帝国的悲剧。小说结尾时，谢库瑞提出毕生的两个夙愿：想要有一幅自己的画像和一幅母亲抱着孩子的“幸福之画”。前者她自认难如登天，因为细密画家无法按照人物的本来面目作画，他们的笔下只能呈现安拉的记忆。而后者更无可能：“能停止时间的赫拉特画室绝对画不出我的模样；但另一方面，善于描绘母与子肖像的法兰克画师，则永远停不住时间。”这是一幅无法描绘的幸福之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