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郭巍青专栏

　　北大副教授阿忆在网上公布自己的工资单引起激烈争议，使高校问题再添议论热点。从阿忆自己的说法来看，他主要是想为自己的兼职收入做辩护。媒体把这个事说成是“哭穷”，情绪激烈的批评者说，大量的农民工收入不过几百，你已经月入4000多元还有什么资格哭穷？我以为这样的讨论已经脱离了实际，并不客观。

　　讨论只能在合理的范围内就事论事，不应无限发挥。作为一名高校教师，我相信阿忆的工资单是真实的，就北大的副教授而论，4000多元的工资是不高，入不敷出也完全可能。当年马克思就不断地给恩格斯写信哭穷，抱怨自己钱不够花，恩格斯很仗义，总是接济他。只要有耐心，可以在《马恩全集》中找到他们的往来信件。设想当时如果有人围攻马克思，说你喝着咖啡，成天坐在大英博物馆里用皮鞋磨地板，还有一个资本家朋友给你赞助，你要是哭穷，全世界无产者还怎么活。又设想马克思一气之下不干了，那么世间将无《资本论》。工人运动或先锋队云云，全都无从谈起。

　　所以工资高不高，要有合理的比较依据。前不久，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说，要将建行的人均年收入从8万多提升到11万多以上。北大副教授的工资顶多及此一半，在这种比较下哭穷也没有什么。以广州的情况来说，本科毕业生出来找工作，对工资的心理预期一般都在二千元吧，形势所迫而屈就的就另说。熟悉大学情况的应该知道，从本科生到副教授，中间的阶梯多么漫长，所以，四五千元的副教授，怎么能算合理呢？

　　大学为教师发的工资，其实是没有保密的，彼此间大致都清楚谁的工资在什么水平上。阿忆公布工资单，说是公布真实情况，其实这个真实情况并不难了解到。之所以大家对高校教师的收入感觉神秘，是因为真实情况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在工资收入以外还有非工资收入。我们看正式的政府部门设置，是看不到它又成立了哪些“办公室”或哪些“领导小组”的，更看不到部门权力怎样集中怎样分配。同样道理，从正式的工资单上，也看不出一个人有多少工资以外的收入。因此工资单只是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但是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冰山一角的下面，可能很大，也可能很小。这取决于专业的冷热、平台的大小以及个人能力的强弱。这是中国大学的管理中，最说不得的一个方面了。

　　一个北大的副教授，其工资不敷日常支出，必须谋求兼职收入，或者必须依赖于小单位的“创收分配”。这种情况有相当的代表性，它反映出中国教育管理上的不合理与漏洞百出。在这个问题上，人身攻击与泄愤没有意义。收入的不平等与两极分化是一个制度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列宁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不仅被统治者觉得不能照常生活，连统治阶级中的人也觉得不能照常生活了，才会发生革命。把这话的革命意味去掉，其观察角度仍不失有用。按照列宁主义来分析，阿忆“哭穷”，表明在现行的收入分配制度下，不仅低收入者觉得不能生活，连被认为理应收入较高的人其实也不能生活，那么这种制度的确应该改革了。

　　改革需要社会共识，应该去掉戾气与偏激，理性探讨公平的标准。一所公立学校，它的财政状况包括薪酬标准，应该是对社会公开的。然而我们一方面用“公共”名义垄断了高等教育，同时又在这个垄断下默许甚至纵容各种“创收”、“走穴”，形成内部分配很不均等的神秘格局。即便用高薪聘请回来的各种“人才”、“海龟”之类，大都对一所高校内分配体制上有中国特色的云遮雾障大惑不解。由此形成的不平等，既与科研学术之优劣有关，也与许多不公平因素有关。复杂的纠结导致管理难度极大，内部交易成本太高，对外公信力丧失。关心高等教育的，应该更多地着眼于制度批判，敦促高校的薪酬制度走向公平与透明。

　　(作者系中山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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