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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您好！我在读有关近代史书籍时发现，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国内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奔赴延安的潮流，有人称之为“圣地洪流”。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这些知识分子是怎么到达延安的？能否请有关学者作些解答。谢谢！
王冕2006年8月28日
本刊请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副教授汪云生先生作答。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走向延安的潮流，成为当时国共对垒政治格局下的一大景观。这一潮流以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标志，进入高潮在1938年至1939年间，至40年代初期，延安形成了约4万人规模的知识分子群体。一时间，延安真可谓“天下英雄豪杰云集”。
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当时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直接因素
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前，我们党内一度盛行“左”的知识分子路线，其特点是对知识分子的排斥和不信任。1935年1月，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为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转变奠定了基础。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首先打破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束缚，改变了知识分子政策。决议明确指出:
(一)一切同情于反日反卖国贼的知识分子，不问其过去如何，都能享受苏维埃政府的优待。
(二)一切受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国民党政府所驱逐、轻视与虐待的知识分子，都可以到苏区来。
(三)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不论其出身如何，苏维埃给予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查阅1939年至1941年间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和电文可以发现，党的知识分子理论与政策开始走向成熟。在这一时期，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陈云等党内高层领导对知识分子的现状、特点、阶级归属以及在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已经达成了初步共识。
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号召，明确提出，“对于知识分子的争取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随后又强调指出:“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1939年12月10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呼吁“抢夺”知识分子，指出:“现在各方面都在抢知识分子，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了就没有了”。为了更好地吸引知识分子，我们党还制定了“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的“来去自由”的政策。可以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是影响当时国内知识分子政治走向的一个直接因素。
在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下，大批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考虑，作出了走向延安的选择
20世纪30年代曾被历史学家称为“红色的三十年代”。西方世界爆发的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大危机，打破了自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以来的相对稳定的国际关系，世界局势发生很大的变化。当时，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都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经历。在这种国际形势下，国内一大批知识分子基于理想和现实的双重考虑走向了延安。
首先，知识分子走向延安源于士大夫的“入世”精神。近代以降，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民族危机，知识分子承担起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责任，把自己的事业同国家民族的未来相联结。就上世纪30年代而言，抗战救亡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在日本加剧侵华、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形势下，知识分子自然具有选择走向延安的历史动因。
第二，走向延安也是知识分子面对日本侵华危机作出激进政治参与的必然选择。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下，救亡又一次压倒了启蒙。由于思想倾向和阶级立场的差异，知识分子呈现不同程度的政治参与:有的通过学术研究关怀现实；有的直接参加国民党政府，希望通过革新政府来挽救危亡；有的因不满国民党政府内外政策而走向了体制的反面。抗战时期，由于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使许多进步的青年学生、学者，以及当时社会上最有威望的文学才华的人如鲁迅等，都逐渐左倾。特别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了南京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节节败退。在这种形式下，知识分子面临“走向何处”的问题:是留在北平、南京——日本占领区，还是投奔重庆——大西南国统区，抑或走向延安——中共的陕甘宁根据地？对于“左翼”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作家来说，前往延安是他们必然的归宿。
第三，“重庆”与“延安”的对比反差，使知识分子产生了对延安政治生活的强烈认同。抗战时期，作为国民政府战时陪都的“重庆”，呈现出腐败无能之态。政治上，国民党压制民主，打击进步力量，强化新闻报刊审查制度，实行特务统治；政府办事效能低下，官场贪污腐化成风。经济上，国统区经济凋敝，民族工业举步维艰，四大家族控制经济命脉，大发国难财。军事上，国民党军队军纪废弛，战斗力不足，正面战场上接连丧失国土。这一切使大批知识分子对国民党政府的信心骤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革命圣地延安是平等自由民主的“乐园”。政治上，延安是“民主中国的模型”，党努力建设抗日民主模范特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鼓励学术研究，提倡言论自由。物质生活上，实行以平均主义为特征的军事供给制生活。此外，延安革新社会旧俗，主张男女平等，提倡革命道德，普及大众文化，反对封建礼教，废除封建陋习，建立同志式的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此外，我们党还加强了对外宣传工作的力度，吸引中外记者、民主人士和外国友人来延安，他们以第三者的眼光，在延安参观访问，观察思考，撰写了相关文章，这进一步扩大了延安的影响。所有这些使知识分子对延安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延安成了昭示知识分子追求进步的灯塔。作家丁玲在《七月的延安》写到:“这是什么地方？这是乐园”。
“延安”与“重庆”的对比，使得许多知识分子的认知发生了变化:中国共产党的形象由秩序的反叛者向民族利益的维护者转变；国民党及其政权的合法性遭受空前严重的质疑。在广大知识分子眼里，只有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声音是最真诚的，最高亢的，最打动人心的。而国民党“政府自绝於国民，非国民先绝於政府”，从反方向把大批知识分子们推向了通往延安的革命之路。
中共地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千方百计地把一批批知识分子送往延安
当时，向往革命的知识分子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具体途径和过程如下:
一是通过党组织或者个人介绍。为吸引知识分子到延安，中共中央通过北方局、南方局等各地党组织和八路军办事处以及领导团结下的社会进步团体、新闻媒介和社会名流人士的引导疏通，组织知识分子到延安。1937年，为适应抗战培养干部的需要，我们党通知上海党组织，调艾思奇和何干之到新创办的陕北公学任教。他们一行12人是第一批到延安的著名知识分子，受到了热烈欢迎。1940年，在周恩来的关心下，张仲实和茅盾到达延安。更重要的是，中共地方党组织和设在各地的八路军办事处、通讯处，以合法机构的名义吸收知识分子，千方百计地把他们一批批送往延安。
二是参加延安革命根据地学校的招生考试。我们党在1937年至1942年间，先后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中国女子大学等17所院校，大都面向全国广大青年招生。1937年9月5日，陕北公学在全国发布以校长成仿吾署名的《陕北公学招生简章》，报考地点设在西安、三原、延安等地。经《新中华报》刊载后，各地知识青年踊跃报名。当时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成为负责招生工作的中心，后有“红色桥梁七贤庄”之称。
对于来延安的知识分子，我们党设立了交际处负责对其进行接待和安置。交际处担负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经常了解投奔延安的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生活特点和业务专长，使他们学有所用，人尽其材，各得其所。一般来说，青年学生先由延安交际处负责安排食宿，造册登记，然后根据个人情况进行安置，绝大部分先进入各类院校或培训班，经过学习培训后再分配工作。
总之，这一潮流的出现，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政治纲领的巨大吸引力。知识分子走向延安，壮大了革命队伍，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化水平，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他们通过我们党的政治整合，实现了从“旧我”到“新我”的蜕变，成为思想上认同和接受革命意识形态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架起了连接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当代知识分子的桥梁。
版画:回忆延安 古元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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