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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鲁苏环保专家来到沂河流域山东郯城段国控断面，察看水质情况。当日，来自两省六个边界县（市）的环保专家汇聚一堂，探讨建立边界环保合作、跨界污染防治及污染事故应急协作等多项“跨界治污”机制。
房德华 刘荣 摄影报道
“漳卫新河只是众多跨界污染纠纷的一个缩影。”谈到山东漳卫新河一带的跨省污染问题（详见本版9月18日“监督与思考”《漳卫新河跨省污染6年不息》），持续关注跨界污染的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华中科技大学物理系教授姚凯伦对记者说。
9月25日，记者从国家环保总局了解到，2005年全国各级环保部门受理公众投诉案件达49．88万件。这其中，相当一部分案件涉及到跨界污染。“上游排污，下游叫苦”之声时有所闻，破解呼声甚高。
跨界污染祸害多端
水资源管理的行政分割体制增加了协调合作治污的难度
在我国，较大的河流多数会流经多个行政区域——县、市及省。姚凯伦说：“河流上游地区的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的排放，往往使下游地区人民的工农业生产遭受损失，群众身体健康受到侵害，造成上下游区域间的矛盾，甚至影响社会安定。”
姚凯伦认为，江河流域的跨界污染和现行的行政分割体制之间的不协调，成为导致我国水环境质量总体恶化的主要因素。水体是流动的，而目前水资源主要实施行政区域管理。两者之间的断裂势必造成诸多矛盾。行政区域限制增加了协调合作治污难度，以至于“上游排污，下游叫苦”，跨界水污染问题成为难治之症。
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在治理跨界污染上采取了很多措施，如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政府环保目标责任制考核、党政领导环保政绩考核等，取得一定成效，但跨界污染依然比较严重。记者从国家环保总局获悉，全国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出路在于建立完善的流域管理机制、经济补偿机制、加强区域环境合作
姚凯伦强调：“解决跨流域水污染问题，需要从根本上采取措施，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他认为，首先，要建立完善的流域管理机制。为了加大流域水环境治理力度，保障流域治理规划目标的实现，一方面要建立强有力的流域管理机构。在由地方政府具体实施环保措施的同时，由中央政府在流域，尤其是跨行政区域流域设立管理机构，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管理；另一方面，要建立有效的协调机制，制定流域综合治理政策和协调部门之间、地方政府之间的工作，从而形成统一规划、分部门实施、执法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管理体系。
其次，建立经济补偿机制，确定上游是否应对下游地区予以经济补偿的水质标准。例如，如果上下游区域交界水质达到三类水质标准，则上游区域不必做出经济补偿；反之，须根据治污成本等对下游区域进行补偿。跨区域河流污染补偿费用可以用于直接受影响的单位和个人，如自来水厂的搬迁、农作物损失赔偿、工业生产用水改水等；还可用于污水厂的建设和运营维护，以及区域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活动。
第三，加强区域环境合作。通过政府的统一协调，增强政府官员的环保意识、全局意识，决不能以污染源搬家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手段。短期内以最小成本取得最优治理效果的选择，是行政区域之间加强合作，协同努力解决跨界污染。
污水处理厂成摆设
解决跨界污染问题应从全流域水环境安全的高度，统筹规划
解决跨界污染，必须控制污染源头，削减污染物排放量。专家们认为，目前我国城市污水处理厂还比较少，而其中不少则在建成后“晒太阳”，没有正常运转。这也是造成水质恶化、跨界污染严重的重要原因。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环境和资源定价与税收课题组”研究认为，处于跨省流域的城市污水处理厂有很强的公共物品性质，污水处理的效益不仅仅限于当地，而在整个流域。目前污水处理厂建设是以城市为中心的，没有考虑流域水质改善的需要。以市场为导向的污水处理厂建设，与流域水环境安全的要求存在矛盾。我国城市污水处理行业已经出现市场失灵，而政府的干预严重不足，影响了实现改善流域水质的目标。
“应当利用环境财政政策和手段，改变目前以城市为中心的污水处理投资建设布局，从全流域水环境安全的高度统筹规划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该课题组中方组长、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常务副院长马中教授强调，“必须纠正市场失灵，推动污水处理均衡发展，帮助不发达地区加速建立市场机制。对跨省流域的中上游、经济不发达和贫困地区实施财政资金转移支付，支持当地城市污水处理厂的建设。”
据悉，国家环保总局正在与各省（区、市）签订“十一五”期间二氧化硫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和水污染物总量控制责任书。总量指标将逐级分解到各级人民政府，削减任务落实到企业等。
漳卫新河污染等跨界污染问题，有望得到更有效的监督和解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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