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对深圳“爱得很深”，生子取名叫“鹏城”

　　●他经常想，深圳可曾、能否把他当成一分子？

劳务工祝日升的幸福生活

　　“我是安徽人，又是深圳人，所以第一个孩子叫鹏城。但是，说句心里话，我这个自认为是深圳人的劳务工，对生活了１８年的城市还是没有归属感。”

　　“（义务献血、捐款捐物）我有资格作为深圳的居民，我们把深圳当成了自己的城市，深圳是不是也把我们看成是她的一分子呢？”

　　“我是劳务工，但是我不想让自己的孩子也做劳务工，我要给他们创造受教育的机会和条件，让他们站在我的肩膀上，看得更远。”

　　昨日(21日)，本报与宝安区文化局共同面向全国征集中国第一代劳务工生活的文史实物和档案资料、筹建“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一事见报后，引起深圳乃至国内关注。本报接到电话和传真数十个，咨询捐赠事项，也有读者发来传真，提供宝安区第一代打工者的资料和联系方式。昨日下午，已捐献数十件打工物品的安徽籍在宝安务工者祝日升请假接受了本报记者采访。他认为，像他这样在深圳打工１８年的“老龄”劳务工，已经将深圳看做了自己的家乡，筹建宝安劳务工历史博物馆，“是我们分内的事情。”

1991年老深圳机场留影1

　　漂泊：父病逝母出家，身归何处

　　“记得一九八八年的冬天，家乡的天气特别冷，看着窗外白茫茫的雪花孤单的我，想起了九泉之下的父亲和远离自己的母亲，想到复兴家庭的重任，想到烟雾朦胧的前程……”祝日升在自己的“宝安打工十八年之感”开篇，写下了上面的一段话。

　　这一年的冬天，安徽省宿松县凉亭镇三德村，刚刚初中毕业的祝日升靠在屋角，思索自己的未来。

　　14岁上，祝日升的父亲患癌症病逝，母亲出家，背负着父亲治病欠下的千把块钱债三年，祝日升自己耕种，供自己读书。“怎样去实现心中的理想？怎么改变着悲惨的命运？”祝日升寻思着，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去打工，也“只有这样才能改变命运”。当时流传着一句话叫做“东南西北风，发财到广东”，就在这个冬天，祝日升提着简单的行囊，来到了当时在内地名头最响亮的特区——深圳。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的深圳，“并不是华丽的都市”，尤其在宝安，“荒山、菜地和农田随处可见”。到了这里，祝日升才发现，深圳并不像传说中那样遍地是黄金。“我不会讲白话，没有技术，没有工作经验，进厂打工对我来说是不可能的。”

　　路只剩下了一条：赚力气钱。祝日升参加了福建一个在这边的工程队，在松岗、沙井、西乡一带，抬石头、挖水沟、挑沙浆，“盖房子都不要我，因为我没技术，只能做小工。”祝日升肯吃苦，不吝惜力气，三年下来，居然积攒下来一万多块钱。“我们老板好，从来不拖欠我们薪水，干着也来劲儿。”

　　1991年那个春节，刚满二十岁的祝日升干了一件让老家的乡亲们瞠目结舌的事儿：还完了父亲的欠账，在村里盖起了一座红砖大瓦房。尤其在村中一排排的土坯房，显得醒目无比。

　　祝日升的想法很简单，打工几年，总是要回老家娶媳妇生孩子过日子的，先准备好了，到时候不慌。“当时就这么点想法，境遇低，目标也低。但人的目标总是会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