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秋分时节，瑞典已经有了寒意，这里的农民也和许多北半球国家的农民一样，开始了一年的秋忙。在工业发达的瑞典，这里的农业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带着这样的问题，记者遍查资料、走访乡间，记录了如下这段文字——

　　近年来，瑞典曾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国家之一，然而就在大约在100年以前，却有近1/4的瑞典人背井离乡，移民到了其他的国家。在瑞典著名作家威赫尔姆·莫贝里的移民三部曲《移民》、《踏上新天地》、《最后一封家书》里，就记录了当年瑞典农民离开贫瘠的土地，在异国他乡艰难创业的历程。

　　原来，就自然条件而言，瑞典几乎“具备”了所有不适宜农业发展的因素——在其狭长的国土上，最北部的基律纳地区已深入北极圈200多公里，就是到了每年4月，这里的温度也仍然在0摄氏度以下，即使是最南端的城市马尔默，也只是和我国最北边的漠河纬度差不多，所以，瑞典境内很多地方的农作物生长期还不足100天；另外，由于多数土地都被原始森林和沼泽等覆盖，瑞典的可耕地面积更是少得可怜，还不到国土面积的1/10。在工业革命以前，“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在这里生活的人们，这也是为什么在100多年前，有那么多瑞典人要移民其他国家的原因。据一些瑞典历史学家称，这个地区当初之所以诞生了以抢掠为生、名震一时的北欧海盗，也是由于当地生存环境过于恶劣。

　　然而在100多年后的今天，瑞典农业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就是瑞典已经从一个贫穷的农业国转变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之一。目前，瑞典农业产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而农、林、牧、渔的从业者也也仅占总就业人数的2.1%。但与此同时，由于农业现代化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很高，瑞典现在已彻底解决了“吃饭”问题，粮食、肉、禽、蛋、奶制品等不仅自给有余，甚至还有部分出口。

　　不过，富裕起来的瑞典人并不满足可以“吃饱”，他们也追求吃的“质量”。在欧洲，虽然他们并不像法国人、意大利人那样擅长厨技，但却在如何提高农产品的营养构成、环保指标上下足了工夫。于是，该国成为世界上生态农业发展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这也是瑞典农业最亮丽的一道风景。

　　为探寻瑞典生态农业发展的全貌，记者从市场中随处可见的生态食品开始，先后走访了生态农场、农业科技学校等地，并与一些农民及学者等进行了交流。一路的所见所闻使记者感到，虽然瑞典和中国国情不同，但他们在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与具体做法上，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之处。

　　受到青睐的KRAV标识

　　在瑞典的商店或超市，凡是有KRAV标识的食品，会比其他同类产品贵上很多。例如一盒有这种标识的牛奶，就要比普通牛奶贵上35%，可在味道上，他们的区别却并不大。仔细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这些有KRAV标识的产品，都已经过严格的鉴定，属于生态食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食品。

　　以前，这些生态食品还是瑞典人餐桌上的奢侈品，在超市里也只摆在专门的柜台。但现在，这些生态食品不仅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且还和其他产品摆在一起出售，只能从是否有KRAV标识上才可看出区别。为此，很多瑞典人现在又要求重新开设专门柜台，以防止他们错买。生态食品在瑞典的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据当地媒体报道，瑞典近年来生态食品的销量逐年增加，年销售量早已超过10亿瑞典克朗（约合1.3亿美元），品种也涵盖了粮食、蔬菜、水果、肉、禽、蛋、奶制品等各个方面，达数千种之多。表示生态食品的KRAV标识由瑞典生态食品认证中心颁发，虽然他们很少为KRAV做广告宣传，但却是瑞典最著名的环保标识之一，在瑞典的健康食品市场上占有着相当重要的位置。有统计显示，瑞典近70%的人都准确地知道KRAV标识的含义，超过一半的消费者经常购买生态食品，特别是那些已婚但尚未生育的女性消费者，对这类食品最为青睐。而近几年，由于欧洲先后爆发口蹄疫、疯牛病和禽流感等，生态食品常常会出现供不应求的景象。

　　为什么生态食品如此大受欢迎？瑞典生态食品认证中心的博斯特罗姆先生向记者解释了其中的原因。他说，对生态食品的检验，贯穿了“从土地到餐桌”的全过程。从生产环节开始，他们便要求农民禁止或限量使用化学肥料、农药、兽药、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一切可能有害健康的产品，而是通过使用有机肥、种植绿肥、作物轮作、生物防治等技术来改良土壤和控制病虫草害。与此同时，产品原产地的环境质量也要有所保证。此外，他们还在产品的加工、包装、贮藏、运输以及销售等方面确立了一系列标准。生态食品认证中心根据这些标准，只有对每一个环节都仔细检查合格后，才会给产品授予KRAV标识。所以，消费者购买的生态食品，是绝对有质量保证的。

　　瑞典生态食品认证中心是得到有机农业运动国际联盟认可、由包括瑞典生态农业联合会等27个组织组成的认证机构，代表着农民、加工业、贸易以及消费者的利益，其中有一半工作人员负责对申请认证的生态食品进行跟踪检查。中心的另一项工作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信息，不断对生态食品的标准做出规定。而这些标准，每三年就要被重新审定一次，还要接受有机农业国际联盟的核查。

　　可对此，博斯特罗姆却表示说，任何当前的标准也只能被视为最低水平的标准，因为它们还将会连续不断地被调整，以使生态食品的质量变得越来越好。

　　生态农场开始流行

　　面对生态食品如此复杂的标准体系和严格的质量要求，想生产此类产品的农民会不会望而却步呢？记者为此采访了一位普通的瑞典农场主伦德贝格先生。他正准备在今年，把他的农场改造建设成为一个生态农场。

　　伦德贝格的农场位于斯德哥尔摩郊区，其中有30公顷的耕地用于种植粮食，同时还饲养了一些家畜和家禽。由于现代化生产程度很高，所以他很少会聘请雇工，基本是全家人负责日常的农务。而这样的家庭农场在瑞典也非常普遍，共有11多万个。

　　虽然伦德贝格已年近60岁，但在谈起生态农场的建设时，看起来却像一个踌躇满志的年轻人。伦德贝格向记者介绍说，他干农活的历史已经有40多年了，以前为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他更多地使用化肥、生长剂或人工饲料等，在当时，这种做法也确实帮助他走上了致富的道路。但近年来，先是疯牛病、口蹄疫在欧洲蔓延，现在禽流感对瑞典的威胁也在与日俱增。所以，这些“传统”体制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正逐渐受到人们的抵制，销量也有所下降。面对这种情况，他开始思考他的农场今后该如何发展。

　　于是，伦德贝格亲自到斯德哥尔摩的大型超市里进行了调研，发现很多瑞典人为了健康，愿意付出更高的价格去购买生态农产品，虽然这类产品的价格比普通农产品贵20%—30%，最贵的甚至要高出一倍，但市场销路依然很好。这使他下决心发展生态农业。为此，他现在还报名参加了瑞典农业科技大学有关生态农业知识的培训。

　　除了经济原因外，加强对环境的保护，也是伦德贝格决定建设生态农场的重要原因。伦德贝格说，他的祖辈便在这片土地上耕作，一代代传承下来，交给他的依然是肥沃的土壤、干净的水源，他也希望可以把这些留给子孙后代。生态农场建成后，化肥、农药等有害品被抛弃，转而使用的有机肥料等，不仅不会对土地和水源构成危害，还对环境有好处，这样，他的愿望也就可以实现了。

　　在谈到即将建设的生态农场时，伦德贝格介绍说，第一步他要投资建设几个沼气生产车间，用农业生产的各种废弃物生产沼气，这样就可以解决一部分农场生产和家庭生活所需要的能源。然后从产气后的沼渣中，可以回收一些牲畜饲料，其余用做有机肥料。沼液经过处理，可以送进水塘养鱼养鸭，最后再取塘水、塘泥去肥田，这样就进入了又一次的循环。

　　伦德贝格还用他刚刚学到的生态农业知识对记者说，未来的生态农场将是一个促进生物多样性、生物圈循环和土壤生物活动的生态性体系。在生态农场里，将会尽量采取恢复、维持、促进生态和谐的管理措施，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饲料添加剂，尽可能减少对空气、土壤和水源的污染。

　　目前在瑞典，像伦德贝格这样准备把传统农场改建为生态农场的农民越来越多。据瑞典生态食品认证中心提供的资料显示，1999年时，该中心认证的生态农场只有3千多个，现在则有已近1万个左右，生态耕地也已经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不足5万公顷，增加到现在的近50万公顷。另外，还有一些传统农场，尽管只是部分地生产生态产品，但目前也在逐步地扩大生产规模。

　　技术教师还是“宣传员”

　　对伦德贝格进行培训的瑞典农业科技大学也引起了记者浓厚的兴趣，于是记者又来到距斯德哥尔摩不远的乌普萨拉，走访了这座瑞典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该校在1997年时便成立了“可持续发展农业中心”。他们聘请涉及种植业、畜牧业及环境保护等领域的众多学者，对生态农业这一跨学科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并提出长期规划和具体的技术方案。此外，他们还在全国很多地方建立了技术示范推广基地，同时为农民提供培训和咨询服务，费用主要由国家提供，所有农业从业人员均可轮流入学。

　　向农民传授有关生态农业的科技知识是培训教师的首要任务。农民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选择不同的培训课程，内容包括土壤改良、家畜饲养、病虫防治、植物病理、动物免疫等多个方面。教师的培训重点，主要是教会农民如何充分发挥生态农业的“循环效益”，例如怎样把农作物余料制成家畜饲料，再利用家畜的粪便提高土壤肥力；还有就是如何实行作物轮作，并使用生物防治技术控制病虫草害等。所谓“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对接受培训的农民来讲，建在全国各地的技术示范推广基地成为他们最好的观摩和实践场所。很多原本抱着观望态度的人，就是在这里，坚定了发展生态农业的信心。

　　可是，尽管多数参加培训的农民都相信，生态农业可以促进人类健康、保护环境，但对能否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富裕却表示怀疑。瑞典农业科技大学的约翰松就对记者说，向农民解释清楚这个问题，有时甚至比教会他们一项技术更费口舌。所以，现在像他这样对农民进行培训的教师，都要同时做好两项工作：既做传授农业技术的教员，也要当推广生态农业的“宣传员”。

　　对于农民们的担心，约翰松解释说，很多农民只注意到生态农业高成本的一面，却没有看到这一产业巨大的市场潜力。就食品而言，当“数量”不再是问题时，“质量”就会成为引导市场的主要因素，特别是疯牛病等疫情在近年先后爆发，造成了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恐慌，所以，能够保证质量的生态农产品不愁没有销路。现在，价格较贵的生态农产品虽然只占据着食品的高端市场，但不久的将来，这种产品一定会抢占食品的主流市场。

　　他还以伦德贝格将要建设的生态农场为例，说明发展生态农业从长期看，是可以节约农民成本的。他说，伦德贝格的先期投入主要是建设沼气生产车间，但投入运营后，原料、燃料、肥料都不用从外部购买，只是在农场内部循环使用，同时还能保持较高的赢利。所以从长期看，农民建设生态农场，收益是要大于支出的。

　　约翰松继续介绍说，其实农民还有更大的一笔帐要算，就是有很多农民目前仍在大量使用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有害的生产资料，这种违背了自然规律的种植及喂养方式，似乎在某个阶段会使农民收入增加，但从长期来讲，却对农作物特别是环境造成了巨大的损害。总有一天，他们的土地可能不会再长出庄稼，喂养的家禽、家畜也会生出许多莫名其妙的疾病，到那个时候，受伤害的不仅是这些农民本身，还有整个人类社会。

　　合作社作用不小

　　尽管发展生态农业是一件利己利人的好事，但与当今流行的生产方式相比，由于农民不能再随意使用化肥、农药等进行产品“催生”，这使他们不得不“精耕细作”，以保证每一样农产品的质量。如此一来，他们必然无暇去顾及产品的加工、销售等其他环节。这一矛盾又该如何解决呢？

　　伦德贝格一语道破了其中的秘密，就是已在瑞典实行多年的农业合作社制度，将会在生态农业时期发挥更大的作用。

　　合作社是农民在自愿基础上建立的经营性合作组织。农民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状况，向合作社交纳会员费，这成为合作社的工作人员工资和管理资金的主要来源。合作社还拥有自己的公司，用最有效的方法为农民解决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问题，年终的赢利和分红会返还到农民手中。据伦德贝格介绍，瑞典的农民以前分工成播种队和收割队，到了农忙时，就互相帮忙，这就是农业合作社的雏形。目前，瑞典各地的农业合作社已有600多个，按专业可分为近20个类型，有90%以上的农民都加入了合作社，而在瑞典市场上，大约75%以上的农产品也是由这些合作社提供的。

　　多数情况下，一个农民通常会同时加入几个农业专业合作社。伦德贝格告诉记者，他自己就是5个合作社的成员。他每天挤获的牛奶由当地的奶制品合作社收运加工，饲养的肉牛交给肉类合作社屠宰定级，收割的小麦等送往粮食销售合作社，采伐的木材则由林业合作社运往木材加工厂。最后，他的收入会大部分存入农业合作社的银行。而等他建成了生态农场，这些合作社的作用将更大。

　　首先，在农产品的加工、销售等环节上，他将更倚仗合作社的作用。瑞典的农业合作社拥有自己的加工企业，并同一些超级市场等建立了固定的供销关系，因此农产品的销路有保证，而且还能使农民得到比较好的价格。伦德贝格的农场规模不小，产品的加工和销售有了保障，他自己就只专心于农场的生产就可以了。

　　其次，合作社帮助他获得了很多重要的市场和技术信息，这一点对投入成本高、新技术使用多的生态农场尤其重要。从今年年初开始，伦德贝格就在同合作社一起商量今年的生产计划，根据合作社提供的市场供求信息，他可以有的放矢地生产市场需要的生态农业产品。而在生态农场投入生产后，合作社还会代他联系技术人员，以及时地对伦德贝格进行指导。

　　另外，合作社还会发挥规模采购的优势，向农民出售价格更低的生产资料，这样也会降低生态农场的经营成本。

　　合作社自身，也希望他们加工、销售的农产品有质量保证。伦德贝格加入的粮食销售合作社工作人员安德松告诉记者，现在的消费者非常关心产品的质量，就连其生产、运输过程是否环保，也成为消费者在选购产品时考虑的因素。所以，能让消费者放心的生态产品，是不愁没有销路的，这样，也会最大程度上保证农民及合作社的利益。

　　政府用劲恰到好处

　　瑞典的生态农业取得如此快速的发展，仅仅是由于百姓喜欢消费生态食品、农民乐于建设生态农场这样的“民间”行动吗？政府在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呢？记者通过查阅一些资料并采访一些专家，发现瑞典政府在农民、消费者之间，扮演了一个“协调人”的角色，用劲可谓恰到好处。

　　首先，政府是“该出手时就出手”，制定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法律法规，对污染环境的农业生产活动说“不”。早在1969年，瑞典便有了环境保护法规，上世纪80年代，又相继出台了15个单项的法规，在此基础上，瑞典政府于1999年颁布了一部完整的《农业环保法》，把对农药、肥料、水等的使用上升到法律的高度，明确了“污染者补偿原则”、节省原材料和能源的“生态环境原则”等，并在法规中特别强调了政府的监督作用。这一法律颁布后不久，欧盟便做出决定，把其中的一些内容作为共同准则的样板，其他很多国家也把其视为在农业环境保护领域，当今世界上最为完善的法律之一。

　　另外，瑞典的税收之高本来就已令人咋舌，而他们对使用农药、化肥等造成环境污染的农业活动征税，“下手”则更“狠”。例如农场主每使用1千克农药，要缴税20瑞典克朗（约合3美元），使用一袋50千克的磷肥，还要缴税60克朗（约合8.5美元）。在此重税之下，瑞典现在的农药年销售量仅为20年前的1/5。

　　斯德哥尔摩大学的杜伯曼教授对记者说，瑞典政府的税收政策可以一举两得，一是把从税收中得来的钱用于环境治理和资源保护，二是受到税收的影响，农民会尽量减少农药和化肥使用以降低生产成本，转而使用更多的有机肥，这样既减少了有害物质对环境的污染，又提高了土壤的肥力，从而形成良性的循环。

　　其次，瑞典政府虽然鼓励和促进生态农业的发展，但并没有强制规定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例如目前瑞典生态农业保持在20%左右的水平，但这个数字并不是由政府确定的，而是来自于市场。因为，生态农业产品毕竟生产成本偏高，产品价格也就会更贵一些，而只有市场的需求情况，才能决定有多少人可以接受这样的价格。所以，瑞典政府非常重视与农民协会、消费者协会等组织的沟通，通过发布准确的市场信息引导生产，以保持供需间的平衡。

　　第三，政府在30多年来，通过适时的舆论引导和介入，把农民和消费者结合成有效的“统一战线”，从而促进了生态农业在瑞典的发展。

　　早在1972年斯德哥尔摩召开联合国人类与环境会议期间，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了“生态农业”的概念。“有机农业运动国际联盟”也在同一年成立。此后，生态农业的理念开始被农民和消费者逐步接受。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瑞典成立了专门的农业合作论坛，以推动生态农业走向市场。也是在那段时间，前面提到的瑞典生态食品认证中心应运而生，开始推广KRAV的品牌。

　　在有了一定的舆论环境和社会基础后，政府开始强力介入，这是瑞典发展生态农业至关重要的一步。1989年，瑞典农业部发布了一项决议，发动全国农民支持生态农业，并在农业大学中设立生态农业专业，加强相关人才的培养。从此，发展生态农业成为瑞典的基本农业政策之一。1993年时，瑞典提出要在“2000年实现生态农业占总耕地面积10%”的目标，当按计划在本世纪初达到这一比例时，政府又再次提出，“2005年生态耕种面积要达到20%”，如今，这一目标也已顺利实现。

　　杜伯曼教授表示，在瑞典，环境意识深入人心，这也影响了政府的决策；同时消费者也在政府的宣传引导下，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可并接受了生态农产品；另外，农民也从政府的支持、消费者的态度中找到了新的致富机会。这才使生态农业在今天迎来了大发展。所以说，政府、农民以及消费者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是该国生态农业成功最大的经验。

　　关系“地球村”全体人的利益

　　虽然瑞典发展生态农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与中国相比，两国无论是在人口规模还是经济、科技发展水平上，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中国有哪些可以借鉴的地方呢？记者为此采访了前瑞典首相经济顾问、著名经济学家克拉斯·埃克隆德先生。

　　曾多次到过中国的埃克隆德首先承认，两国国情差异确实很大，比如在中国的部分地区，其农业现代化程度、生产效率等甚至与瑞典还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另外，瑞典作为工业化国家，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不高，就业人数也很少，而中国尚有多数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这些都是瑞典和中国的不同之处。

　　但瑞典在解决农业问题上的经验和做法，有些还是值得中国参考借鉴的。

　　首先就是政府的高度重视。埃克隆德说，尽管在人们的印象里，瑞典向外国大力推销自己的汽车、手机等产品，还自称给予了工业怎样的重视，但在国内，哪届政府也不敢忽视农业发展，因为这是关系到百姓生活最基本的问题，而汽车和手机是不能当饭吃的。所以多年以来，瑞典政府通过制定法律、税收调节等，给予了农民长期而稳定的优惠政策。

　　其次，就是该怎样重视农业。埃克隆德介绍，瑞典在解决农业问题时，并非只是简单地实行倾斜政策，而是把目标定位在如何提高农业自身的“造血能力”上面。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国家养活农业”，而是“农业既能养自己，也能养国家”。比如瑞典通过法规制定、税收政策、资金补贴、加大农业科研力度等手段为农民提供支持，而农民也在建立合作社、参加农业培训等方面给予积极的回应，双方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第三，是政府能站在更高的位置，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农业问题。埃克隆德表示，一般来说，农民更关心自己的收入，他们算的是“小帐”。但政府却要算“大帐”，即除农业问题外，还包括百姓的健康，环境的保护等方方面面。所以，发展生态农业，对各国来说都应是长期坚持的基本国策，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更关系到整个国家、民族乃至我们这个“地球村”全体人的根本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