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感破解执行难局

　　跳舞有跳舞的艺术，太极有太极的艺术，法官执行案件也有艺术……

　　撰稿／陈统奎（记者） 陈 燕

　　莱辛说：悲剧惩罚法律管不着的一切，喜剧惩罚法律不去管的一切。审视“执行难”这一顽症，病因中既有“管不着”的无奈，也有“不去管”的疏懒。于是，一出出悲喜剧不断上演。

　　这些悲喜剧中，从来少不了法官这个角色。在法院系统大力破解“执行难”的日子里，记者走访了3位普通的上海法官，听他们讲述执行故事。

　　“另类”法官

　　“我很自信的。”40多岁的栾金娣声音爽朗，几次重复这句话，说到兴奋处，她情不自禁地拍打记者的肩膀，加之当时没穿法官制服，看上去就像一位和蔼的学者，很有亲和力。

　　栾金娣说，自己要做一名“另类”的法官。“很多人都说我傻，你见过哪个执行法官为一个案子连续去查银行账户50多次的？”

　　栾金娣谈的是自己年内负责执行的一个案子，既不是大案，也不是要案，但她却花费了无数心血，一次次跑去银行查询拒绝履行法院判决的被执行人账户。

　　案子的来龙去脉其实很简单。原告是上海餐饮业鼎鼎有名的小绍兴集团，去年将公司的一幢大楼以1．2亿元人民币的价格卖给上海朗润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润公司），在朗润公司尚欠款1100万元的情况下交付使用了。拿到房产证的朗润公司迅速抵押房产，向银行贷款1．5亿，装修大楼经营酒店业务。而小绍兴集团却迟迟收不到剩余的欠款，无奈之下，一纸诉状将朗润公司告上法庭。

　　审判这个案子，法院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从下达判决书到朗润公司执行法院判决，却整整耗费了10个月。“这几乎是一个‘死’案。”栾金娣说，这个案子难就难在“执行难”。

　　死结在哪呢？原来朗润公司1．5亿的银行贷款投入装修大楼和酒店经营后，已经没有太多周转资金，加之饭店经营不佳，每月还银行巨额的贷款利息就让朗润公司颇感吃力，哪还顾得上还小绍兴集团的欠款呢。

　　当时朗润公司有价值的财产仅有名下的这幢酒店，小绍兴集团于是不愿申请强制拍卖大楼。对此，栾金娣解释说，银行抵押贷款拥有优先受偿权，小绍兴集团的债权是普通债权。如果大楼拍卖，小绍兴的受偿顺序在银行之后，朗润公司必须用拍卖得款先还银行的1．5亿元贷款。而一旦房子拍卖拍不到1．5亿元，结果便是，朗润公司破产走人，小绍兴集团也拿不到钱，“必然是两败俱伤”。

　　栾金娣说，尽管饭店装潢得很豪华，但是朗润公司的办公室却是在大楼顶端的一个加层阁楼里面，办公条件很简陋。

　　小绍兴集团的处境令栾金娣深表同情。她说：“小绍兴的钱是卖一只只鸡赚来的，很不容易。”当时，小绍兴集团正值改制，等着这笔钱款来安置工人，而且小绍兴集团把卖房子应缴的所得税计划在这笔余款里。如果不能及时缴纳税款，还将面临税务局的惩罚。

　　这时候，“另类”的栾金娣出现了。

　　栾金娣调查发现，朗润公司一共在上海10余家不同银行开设了账户，她带上书记员走遍了这10余家银行，查询朗润公司账户里的存款余额。朗润公司在各银行的账户被法院冻结后，资金就只能汇入不能划出了。

　　接下来的执行过程，充分显示了栾金娣的“另类”，她不下50次跑去各家银行查看账户，只要有资金进账，就扣划给小绍兴集团，这样陆陆续续共扣划了51万余元，暂解了小绍兴集团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工作中，她细心地发现朗润公司在某发展银行华山支行的一个账户情况有异，精明的栾金娣意识到有机会了。

　　那天，她突然让柜台服务小姐打印朗润公司的账户清单，“一般是不拉清单的，这是杀手锏。”栾金娣得意地说。

　　不出栾金娣所料，账户被冻结后的2月7日和11日，分别有600万元和60元万进入了朗润公司的账户，但又被划走了。栾金娣当场指出，银行擅自允许被执行人巨额资金在冻结账户内进出必须承担法律责任，“经办的银行职员顿时吓得浑身发抖”。

　　这两笔款项是朗润的上级公司转来，给朗润公司支付华山支行的贷款利息的。银行的这个“失误”被栾金娣抓住了。

　　很快，法院裁定追加华山支行为本案的被执行人，在人民币660万元的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该支行向高院申请复议后被裁定驳回。银行不得不向朗润公司施加压力，并让朗润公司优先偿还小绍兴集团的欠款，“因为如果被迫赔偿660万，支行一年的利润就没有了。”

　　整个过程其实很简单，栾金娣所做的就是让朗润公司缓还银行利息，先还钱给小绍兴集团，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要让朗润公司感受到足够的压力，而栾金娣做到了。毫无疑问，银行的施压起到了实质性的作用。

　　栾金娣说：“跳舞有跳舞的艺术，它讲求柔美；太极拳有太极拳的艺术，它讲求刚柔相济；法官在执行案件时候也有艺术……”在这个案子里，栾金娣玩的就是“借力打力”。

　　栾金娣的话语很朴素，她说自己所办的每一个案子，无非就是要“无愧于法官心中的一杆天平”。

　　当“经理”的法官

　　这是一个奇特的故事——上海二中院一位名叫张庚志的法官，自己当起“经理”，负责一栋有法律纠纷的商务楼的收支审查长达5年之久。

　　“我是这栋商务楼的‘物业经理’。”张庚志对记者说。

　　这栋商务楼指的是，1992年香港利华高公司与上海戏剧学院（以下简称上戏）共同建造的一栋4700平方米的涉外综合楼，其中上戏提供520平方米土地，港方提供资金，并拥有16年经营使用权，但每年必须支付上戏200多万元租金。

　　大楼盖好后，香港利华高公司在上海注册成立了奥力孚公司，负责这栋奥力孚大厦的物业管理，很快很多国际知名公司便入驻办公，其中就有雀巢公司中国总部。

　　不料，奥力孚公司的租赁业务每况日下，渐渐无力支付上戏租金，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一怒之下，上戏于2001年将奥力孚公司告上法庭，请求市二中院判决奥力孚公司支付全部租金。法院支持这一诉请的判决生效后，经上戏申请执行，案件到了张庚志的手上。

　　张庚志受理的时候，并不知道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案子。

　　案件执行过程中，奥力孚公司又以土地、房产权属争议为由与区房屋管理局打起了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上戏拥有的房产权证，想以土地、房产权属争议来拖延本案的执行。

　　然而，上戏一方也非常强硬，坚决要求法院强制执行，还提起了房地产确权之诉，请求法院确认房屋权属归上戏所有。奥力孚公司寸步不让，每件诉讼双方都坚持到二审。真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双方从2000年起的6年里，引发了包括民事和行政的连环诉讼，6件案件，十几次对簿公堂，积怨日增，给张庚志的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麻烦。

　　“当时根本不可能拍卖大楼的经营使用权。”张庚志说，“按通常做法，一旦被执行人不自觉履行义务，本院可以强制执行被执行人的财产。但是奥力孚大厦的权属尚有争议，导致被执行人对该大厦的经营使用权一时难以强制变现。”

　　但是上戏作为申请执行人的权益如何保护，张庚志毅然决定对奥力孚公司出租奥力孚大厦的租金采取措施。他在对大厦租赁情况全面调查的基础上，于2001年对大厦的众多租户一家一家地送达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全部租金支付到法院。他前后24次前往那栋位于华山路的商务楼，跟租户的高级主管们交涉，请他们和法院配合，把租金交给法院。一开始，国外的企业高管们感到非常新奇，中国的法官怎么会自己来管理一个物业公司？面对原本不安、疑惑甚至抗拒的租户企业高管们，张庚志和他的书记员一遍遍地耐心宣传法律、解释规定，最终赢得了租户们的理解和协助。

　　真正的难题现在才降临到张庚志身上了：奥力孚公司如收不到租金，可能撒手不管，租户怎么享受支付租金后应得的权利，奥力孚公司负责物业管理的一批职工拿不到工资又怎么养家糊口？

　　这些问题，原本属于案件之外的事，但如果置之不理，那么商务楼里包括雀巢公司在内的众多租户的利益将要受损。“为了维护上海的国际形象和投资环境，也为了物业公司职工们的生存，我不能不管这件‘法度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

　　张庚志开创了一个先例——他让雀巢公司等租户将全部租金划到法院，由他每月从租金里支付其最基本的、必需的“维持费用”，其余的租金扣留下来供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商务楼租赁并不景气。张庚志的做法不过是维持奥力孚公司的存活，等待最终确认房屋权属的生效判决。

　　令张庚志高兴的是，国外的企业都比较尊重法律，配合法院，如期交付租金，但是国内的一些租户就让张庚志操心了，“第一次去收租时候是一家公司，第二次就换牌子变成另一家公司了，经常换牌子，要不就是找不到人，有意逃避交租金。”为了把全部租金收齐，张庚志费心费力。

　　5年里，张庚志像模像样地当起了“经理”，每月奥力孚公司必须向他递交资金使用申请表，经他审核批准后，法院才把这笔“维持费用”划拨给奥力孚公司。张庚志说，所谓“维持费用”无非就是水电费、煤气费等。而作为“经理”，他还负责解决奥力孚公司员工的工资、四金问题，让他们安心维持奥力孚大厦的正常运作，过年的时候还会亲自给工人送红包，年年如此。

　　“该用的钱一定给他们，工人工资一定要发，但是决不会放过一分不该用的钱。”张庚志说。

　　2006年，在生效判决确定了上戏对奥力孚大厦的所有权后，张庚志对大厦全面清场，交付给上戏。在清场过程中，奥力孚公司的职工没有成为执行的阻碍，没有出现任何矛盾激化的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清场后，作为被执行方的奥力孚公司的职工代表还特地赶到法院，给张庚志送锦旗。

　　尽管张庚志没说自己“另类”，但他的做法的确也很“另类”。

　　当“电影演员”的法官

　　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天色昏暗，福建晋江市郊的崎岖山路上，传来嘈杂的叫喊声：“不许走，拦住他们……”一群手持棍棒的糖果厂工人，追赶着一辆出租车。

　　当出租车加速马力逃离人群时，两辆皮卡马上启动，就像电影里的追车场面那样，奋力追赶那辆出租车。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2辆皮卡和一辆出租车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险象环生。

　　突然，一辆皮卡加速跑到出租车前面，另一辆皮卡紧跟出租车的后面，卡位成功了，两辆皮卡熄火停了下来。经验老到的出租车司机没有停火，突然加速，一个大S，加速跑到前面皮卡之前，加速前进。

　　很快，两辆皮卡又紧追上来，幸运的是，不久即到柏油马路，皮卡再也超越不了出租车，但一直紧随其后。坐在车上的是2位来自上海的律师，吓得胆战心惊。

　　进入晋江市区后，机智的律师没有让司机开到自己入住的宾馆，而是随便在一家宾馆门口停下，他们从大堂进去，然后从后门溜走了。

　　另一个镜头：来自上海二中院的法官王承晔和书记员方航正在那家糖果厂的一间办公室里，与一个自称办公室负责人的中年男子对峙着。王承晔要求对方履行法院的生效判决，而那位负责人称企业不景气，而且原告“阿尔卑斯”是知名企业，不在乎这点钱，他们只能支付5万元，“场面当时僵了下来”。

　　突然，书记员方航的手机响了，是出租车中的律师打来的，用上海话说他们正在被人追赶。“我当时看到书记员接电话时候的面色一变，幸亏说的是上海话，他们听不懂，在这种情况下已无法强制执行，于是决定今天先到此。”王承晔示意方航保持镇定。

　　王承晔再看窗外，办公室外已经聚集了不少人。接着，一个彪形大汉走进办公室，告诉王承晔：工厂已经不生产法院判决说是侵犯了“阿尔卑斯”糖果品牌的“珠穆朗玛”糖果了，法官没有必要再到生产车间查看了。

　　“来一个彪形大汉说这种话，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王承晔说。

　　王承晔当时穿着法官制服，正是这身制服的威慑力帮助他们顺利离开了这家工厂。王承晔正色告诉对方，不得限制正在执行公务的法官自由。那位负责人才不得不让他们走出办公室。

　　这个村子距离公路2公里，王承晔决定和书记员一起步行到公路搭车回市区。但是，刚走出厂门口，又走上来几条汉子对他们生拉硬扯，要求一起坐车进城“吃顿饭”，“说是和他们老板见个面”。

　　王承晔和书记员上了车，“伺机而动”。进城后，在一个有交警的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王承晔突然向对方严肃提出要下车，然后上了旁边的一辆出租车。然而那辆车子又跟在出租车后紧追慢赶，“其实他们想知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王承晔复制了前面2个律师的技巧，让出租车随便在一家宾馆门口停下，然后前门进后门出。

　　“惊险，没想到以前在电影中的情节发生在自己身上。”王承晔说，幸亏没有告知对方，他们来工厂之前已经到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查封了这家工厂的8个商标，“如果他们知道商标被查封，那么情况可能更危险了。”

　　事实上，王承晔到晋江做的第一步是冻结了这家侵权公司的银行账户，并划走了账户上的14万元。而这一切，如果走漏风声，后果不堪设想。

　　整个过程中，王承晔感觉就像当了一回“电影演员”，上演了一部精彩的“法官异地执行”动作片。其实这是一个知识产权侵权案，晋江市永和许福记兄弟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了“珠穆朗玛”牛奶糖，其装潢和标志完全模仿国际知名的意大利不凡帝范梅勒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阿尔卑斯”牛奶糖，被判决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98万元。第二被告浙江省萧山商业城永金糖果食品批发部因销售上述的侵权产品，被判决赔偿2万元。但是，两家公司都拒绝履行法院判决。

　　于是不凡帝中国公司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判决，4月18日，王承晔带上书记员和不凡帝中国公司两位代理律师亲赴北京查封被执行人的商标，并在当天下午直飞福州，赶赴晋江。没想到此次异地执行会如此艰难。

　　其实，在银行冻结账户时，王承晔就遇到了当地的阻碍，银行人员出示了当地红头文件，表示冻结当地企业账户必须通过当地法院。王承晔于是要求跟该行行长交涉，行长一直到快下班的时候才出现，仍不愿配合执行。

　　王承晔态度坚决：“中国人民银行有规定，各地银行必须无条件地配合法院执行。”该行行长在无奈的状况下，打电话向上级请示，给市里的多家机关打了10多个电话后，最后才从某领导那里得到指令，同意协助执行，那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王承晔他们在银行整整坐了一个下午。

　　“为什么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一定要去当地执行这个案子？”面对记者这个提问，王承晔回答得很真实，第一，此案涉及到侵犯外商的知识产权，事关国家声誉；第二，他在乎“执行数字”，不愿意看到自己负责执行的案子不了了之。

　　9月12日，法院查封晋江市永和许福记兄弟食品有限公司的8个商标在依法评估后，开始公开拍卖，所得款项将继续用来偿还不凡帝中国公司的经济损失。至此，此案得到理想的执行。

　　回过头看，王承晔的遭遇，其实是当下法院执行体制的困境，法院判决异地执行的尴尬。王承晔记得，回到上海后，他还接到了晋江那家糖果厂打来的一个电话，对法院划扣14万银行款之举愤愤不平，丢下这么一句话：“你们上海法官很厉害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