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时代的日本难题

　　晋林波

　　绝对优势的开场

　　在安倍晋三以绝对优势当选自民党新总裁和出任日本首相已成定局的形势下，安倍政权下日本政治外交面临的内外环境及其走向，已经取代自民党总裁选举本身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不难想像，对于已经获得党内和社会舆论绝对多数支持的新政权来说，无忧无虑和一帆风顺的开端似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局面。自民党内多数派阀争先恐后的支持表态、一直遥遥领先的民调等均反映出安倍能够组成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具体实施自己所持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

　　然而，如果将安倍的竞选公约以及多年来的政治言行与当今日本所处的内外环境加以对照分析，就会发现在安倍新政权成立之后，日本政治外交尽管表面呈现一片玫瑰色，其背后则蕴藏着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挑战与深层矛盾。

　　修宪阻力重重

　　安倍在9月1日发表的题为《美丽的祖国——日本》的竞选公约中，提出了以建设新型国家为基调的政治抱负。公约还列举了多项具体政策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修改现行宪法和教育基本法。

　　在安倍看来，修宪和教改的重要性远远超越了小泉内阁全力推进的结构改革。他认为日本现行宪法和教育法都是在美国占领状态下制定的，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日本应该自主决定如何描绘国家面貌和如何教育他们的后代。

　　针对战后教育存在的问题，安倍在最近出版的著作中指出，战后日本教育的失败之处在于单纯从国家主义中寻找战争与战败的原因，其结果导致“国家＝恶”这一方程式在日本人的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根。安倍认为是战后的国家观导致了教育的扭曲，因此有必要通过修改教育基本法和宪法使日本国民树立“明确的国家观”。

　　战后半个多世纪以来，全面修改宪法一直是自民党的基本政治纲领和奋斗目标。而对于出身保守政治世家的安倍个人来说，修宪既是达成其已故外祖父岸信介的政治夙愿和自民党制定自主宪法目标的大事业，也是实现自身保守主义政治理想并提高自民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手段。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现行宪法一直被视为战后日本奉行和平主义政治路线的重要象征，修宪不仅会在日本国内激化政治争论，而且会引发亚洲邻国对日本未来走向的担忧与警惕。虽然近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国内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赞成修宪，但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以及在军事上成为“普通国家”的反对意见仍十分强烈。同时，还有许多人担心由于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而被卷入其他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

　　从理论上讲，“集体自卫权”是指一国将对其同盟国或关系密切的国家的攻击看作是对自身的攻击而加以反击的权利。联合国宪章第51条承认会员国拥有个别和集体自卫权。战后以来，日本政府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是“日本拥有集体自卫权，但不能行使”。

　　随着冷战后特别是“911”后世界形势的巨大变化，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该通过改变对现行宪法的解释或修改宪法，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安倍在此问题上的态度是在完成修宪之前，通过更改宪法解释使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

　　安倍的态度虽然与国内主流舆论的方向一致，但也遭到了党内外的严厉批评。与安倍同时竞选总裁的现任财务大臣谷垣祯一认为，不应用更改解释而应通过修宪来解决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问题。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更是激烈抨击安倍的立场，认为在此问题上小泉纯一郎首相的态度比安倍强出百万倍。

　　由此可见，虽然修宪的国内大背景日趋成熟，但它仍将成为安倍当选首相后，在临时国会上以及明年的参议院选举中遇到的一大政治难题。与此同时，由于修宪会引发中韩等亚洲邻国的担心与警惕，必然对日本改善与亚洲邻国关系的外交努力产生负面影响。

　　外交压力持续扩大

　　与修宪等政治议题相比，安倍即将推进的外交议题更是充满难题与挑战。从安倍的政权公约看，进一步强化日美同盟，加强与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关系，改善与中国和韩国的关系，继续开展“入常”外交等，是安倍准备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的重点目标。

　　从总体上看，强化日美同盟、开展日美澳印四国间的安全合作的构想，既符合日本的战略利益，也迎合了美澳印三国的战略意图，因此很容易得到其余三方特别是美国方面的积极回应。况且目前的日美同盟关系在小泉内阁的全面对美协调政策的推动下，其密切程度已经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

　　对下届日本政府来说，今后的具体工作就是如何切实履行两国已经签署的有关驻日美军的重整协议。显而易见，这对一贯强调日美同盟重要性的安倍来说，已经不是政治负担。

　　但值得一提的是，安倍强化日美同盟的主张并不像其字面含义那样单纯，它在突出日美密切军事合作的意义的同时，对于在合作中不断提高日本的“自主性”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尽管这种既要协调又要自主的主张在理论上并不难理解，但在实际操作上如何准确把握协调与自主之间的巧妙平衡，仍将使安倍新政权劳心伤神。

　　安倍政权在外交上遇到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改善因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而极度恶化的中日关系和日韩关系。安倍在竞选公约中提出了通过在中日和日韩之间确立“政经分离”原则来稳定相互关系的构想，并准备积极推动在今年年底前实现中日首脑会晤。

　　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安倍一方面强调日本领导人对为国捐躯者表示哀悼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另一方面又对自己是否继续参拜靖国神社的提问采取模棱两可、含糊其词的方式不予正面回答。

　　这种模糊战略虽然短期内既对安倍自身有利，也给中韩方面的对日期待留下了一定的空间，对改善相互关系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甚至不排除最终促成中日首脑会晤的可能性。但是，长远来看，它决非长久有效之计。

　　一方面，中韩两国不仅不会继续容忍秘而不宣的参拜，也不大可能长期默许日方的模糊姿态；另一方面，日本国内也不愿看到安倍的模糊表述持续下去。《读卖新闻》最近的民调显示，即使是现在，已经有五成的日本人对安倍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模糊表述不以为然。不难想像，当选首相后，要求安倍进一步明确立场的呼声将会更高，靠含糊其词恐怕难以过关。

　　在历史问题上，如果说小泉与中韩两国的对立包含更多情绪化因素的话，那么安倍与中韩的分歧则更多地属于哲学范畴。安倍回避表明对过去战争的看法以及不愿承认东京审判的基本立场，与中韩等国的历史观相去甚远。在此背景下，中日、日韩关系得到全面改善的远景不容乐观。

　　（作者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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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