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布斯》杂志曾在其发布的“全球税收痛苦指数排行榜”中把中国排在第二的位置，众多专家学者围绕于此发表了不少看法和建议。笔者认为，搞清楚中国的税负到底重不重，今后的税制改革应当朝着怎样的方向改，必须跳出《福布斯》的计算方式，以更大视角辨析现在的税负水平。

　　首先，《福布斯》的税负痛苦指数是以各地区最高边际税率计算的，被选用的各税种最高边际税率加总的结果就是税负痛苦指数。具体来说，就是将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产税、雇主社会保险、雇员社会保险和增值税（或销售税）最高法定税率直接加总。对应我国的具体情况就是：财产税为零，其他各税依次为企业所得税33%、个人所得税45%、雇主社会保险即公司缴纳的社保金44.5%、雇员社会保险即个人缴纳的社保金20.5%，增值税17%，于是最高边际税率直接加总得出的税负指数为160。

　　这种计算方法并不合理。税收负担，最基本的概念是纳税与收入的比例。就个体而言，个人所得税与个人收入相比较更能反映某一个体的税收负担。而衡量一个国家的税收负担，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以全体公民的纳税总额与GDP进行比较，即宏观税负。相对于《福布斯》的税负指数，宏观税负是横向衡量国家、地区税负水平更为合理的指标。

　　统计表明，我国2004年税收收入达到25500亿元，占GDP的比重约19%。而世界各国中，宏观税负在20%以上者不在少数。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国家税收负担并不高。然而，问题不能停留在这里，中国特殊的财政体制需要我们对税收负担作全面而科学的分析。

　　应该说，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在我国只能称之为小口径的宏观税负。因为在我国的财政收入中，90%是税收，另10%则是其他方面的收入，因此，衡量我国的宏观税负，更应从财政收入与GDP之比来入手。

　　然而，财政收入与GDP之比在我国又只能称之为中口径的宏观税负。因为这里的“财政收入”是指纳入财政预算内管理的收入，只包括税收收入和少量其他收入。在我国，存在着迅猛增长和规模宏大的财政预算外资金，即各种收费、罚款、基金等政府非税收入——这些收费、罚款和基金收入以“预算外”的形式存在。看待我国的税收负担，不能不考虑政府的总体收入，纳税人所承受的政府“预算外”收入负担不能排除在税负之外。

　　政府总体收入占GDP的比重，我们不妨称之为大口径的宏观税负。这里的“政府收入”，既包括“税”，也包括“费”。各种收费、罚款均是依赖国家的职能而实现，具有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特点，其使用亦在于政府各部门支出，与税收的性质并无区别。因此，在这三个口径的税负指标中，大口径的指标最为真实、全面地反映政府集中财力的程度和整个国民经济的负担水平。而在我国预算外资金与预算资金“并驾齐驱”的现实状况下，税负轻重与否，结论一目了然。

　　由此可见，新一轮税制改革不应“就税论税”，应该在“税”与“费”两者间作通盘考虑，抑费扬税是必须达成共识的税改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