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作为一个现代化前沿城市，在短短160多年历史中急速膨胀，成为一个景观性很强的“人造幻境”。这与“个体力图呈现自己，每个人都可以说是社会中心点”的后现代“球体网状景观社会”之间正好构成了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对应。

　　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梁永安日前在上海双年展系列讲座“后现代文化与上海景观社会的构建”中，对此进行了阐释，并提出几个优化上海城市景观的建议。

　　梁永安指出，不同于特权、等级时代的“金字塔式文化”和资产阶级文艺复兴以后，各领域精英纷纷追逐“中心”的现代性文化，后现代文化“反本质”、“去中心”的特色，将文化产品的辨识、判断和过滤权更多地交给了每一个普通的“看”者本身。个体在这个民主解放的时代，获得了一种新的文化力量，但同时，人在社会中要辨识自己，尤其依赖城市景观构成的符号系统。

　　如何更好地把“人作为社会中心点”的特征在城市中释放，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互来激发更多的城市文化创新？

　　梁永安认为目前上海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问题：一、缺乏像新加坡的狮头鱼身像、哥本哈根的小美人鱼、纽约的自由女神像那样在市民心灵中对其有很大认同感的城标。外滩人民英雄纪念碑所在的位置作为上海老城厢、租界和浦东新区的交汇点，是城标的理想设立地，但人民英雄纪念碑从时间上还不足以完全镇住这一带蕴涵欧洲一千多年文化史的建筑，未来也许可以建一个类似原住民打鱼之类意象的雕塑，来代表更悠远的上海历史，让市民凭借其回望自己的精神故乡。

　　二、大城市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不同来源的人所激发出的文化原创力。目前的上海则缺乏一个文化核心区。人民广场一带虽然聚集了大剧院、博物馆、美术馆，但还不足以构成一个多种文化元素相互冲突、交汇的市民生活世界，主要售卖生产工具的北京路和主要售卖普通日用、家庭装饰品的金陵路同附近的南京路、福州路、豫园之间人流的反差巨大，很难构成相互的交错性。建议今后将北京路打造为专卖高新科技产品的“银色大街”，将金陵路打造成品牌时尚大街，相互不贯通的平行大街之间用地下商业街联系，促进都市青年亚文化的成长。同时在“路”文化之外，发展街区文化，避免人们在行走方向选择唯一性的同时，也失去在社会生活中丰富的自我判断和对各种价值的比较观及认识的纵深性。

　　三、人们在上海这个演变急速的城市中，往往只看到高楼大厦，要让人获得高于物的“城市主人”地位，需要建立一个很好的城市符号标识体系，强化城市漫长发展历史中留下的遗迹，形成像巴黎那样具有熏染性的整体文化空间。四、在工商业发达、分工特别精细的时代，城市人在各自的分工中生存，但每天的生活其实大多只在家和工作地点之间徘徊，个体对城市生活的介入度很低，个体与个体之间事实上也几乎互相看不见彼此的生活，城市表面上很大，但实际上近乎一个乡村社会的结构。如何让城市中大量优质的劳动得到展示、呈现，并在呈现它们的同时带动市民之间的互相体认？梁永安建议城市影像工作在提供城市地下轨道建设、高科技园区开发等“此刻的现场”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采访整理上海东方早报记者陈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