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何“无礼”

　　泱泱礼仪之邦，何以在最基础的礼仪方面出现问题？

　　国际关系学院文化与传播系教授郭小聪认为，历史的拐点出现在明中叶以后。

　　唐宋以前，中华文化是优雅的代名词，中国是礼仪输出国。史载中国商人到东南亚去，被看作来自礼仪之邦的人上人，甚至免费食宿。日本和朝鲜对中华文化的模仿亦步亦趋。

　　明中叶以后，随着人口增多，游民越来越多，社会问题无法在家族内部解决，游民们组成秘密教门、会党、行帮、商帮等“江湖组织”，社会生活日益粗俗化、江湖化。

　　“这种东西一直影响到今天——称兄道弟，哥们姐们……这是生存逼的，我们人人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累，但没有办法。人需要超脱和孤独，但是这种文化不让你孤独。”

　　“不认原则，认人情，必然就有亲有疏，造成不公正和紧张。面对生存竞争的时候，你不知道别人有什么‘关系’。”郭小聪分析，今天中国人显得“无礼”的另一个原因，是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的冲突。就如农村人不适应城市交通规则、随地吐痰、大声说话、赤膊一样。在田野上长大的人如同自然之子，自由自在，与物相融。但在城市，高度集中的陌生人群就不得不被各种复杂的规则所限制。

　　与“人口过剩导致社会粗俗化”有连带关系的另一观点认为，不文明行为是由资源匮乏导致的恐慌造成的。

　　但台湾女孩丁玥不赞成这种观点，“要讲资源匮乏，整个亚洲都资源匮乏。”日本“新干线”的拥挤程度不比北京的地铁逊色。每个车站都有一些戴白手套的人专门负责把乘客往车厢里推。一边推一边鞠躬，毕恭毕敬地说“对不起”。乘客知道空间有限，都拼命收缩自己。“不像在大陆，有些人自己要挤进去，还恨不得把别人挤下来。在车厢里，胳膊和腿都伸得很开，拼命占地方。”

　　寻找“近因”的时候，很多人将今天国人的不礼貌行为归结于“文革”遗风。

　　“‘文革’之前很斯文的中学生，参加过几次武斗和抄家，再上山下乡一圈，随地吐痰和国骂就都学会了。你一说他，他说工农兵都这样。”葛剑雄说。

　　“经历过‘文革’的人，不太会说‘对不起’。即便像我这样的老实孩子，在潜意识里也留下了用拳头解决问题的冲动。”郭小聪说。

　　朱大可还认为，社会公共礼仪缺失，跟长期的“阶级斗争教育”密切相关。把所有人都视为假想敌，把所有的日常生活事件都视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毫无疑问，对于敌人，我们是无须讲礼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种革命伦理学在21世纪并未消失，而是转型成了资源匮缺下社会竞争的残酷逻辑。我们不是缺乏教育，而是教育过度，也就是“斗争教育”过度。

　　此外，几位学者都认为，中国近百年的急遽变化导致社会出现断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称谓失范。在传统社会里，长幼尊卑、亲疏远近各有称谓，1949年之后，所有的人都成了同志。而今天，“同志”和“小姐”一样，又有了特殊的含义。

　　礼仪背后的东西

　　9月22日，国家知识产权局30余名公务员在北京未来之舟礼仪培训公司培训师周季平的带领下，学习从穿衣戴帽到接人待物的各种礼仪。适时修剪鼻毛、指甲的合适长度，衬衣的袖子要比西装长1到1．5厘米，正宗的微笑是露出8颗牙那种，引导客人的时候要走在客人的左前方……

　　在中国，礼仪培训业有十几年的历史。1990年代初期，有礼仪培训需求的单位很少，多为外企。最近三四年，礼仪培训的社会需求量激增，受训单位不再局限于服务行业，政府机构、国企民企、高校、演艺机构都可能成为礼仪培训公司的客户，“商务礼仪”是最大宗的培训项目。

　　“礼貌的本质是对人的体贴和尊重。”周季平告诉她的学员。

　　对此，丁玥深有体会。“挂起职业化、程式化的微笑并不难。讲电话的时候，‘您好’、‘谢谢’挂在嘴边也不难，但是如果迫不及待地重重挂断电话，你所有的礼貌努力都一笔勾销。”

　　学者郭小聪则认为，礼仪的背后要有文化的支撑。

　　“文化影响与政治、军事、经济不同，不是国家机器可以有效控制的。文化更多地蕴含于民众心里。而‘文化’一个令人神往的特征是，它很少像军事、经济因素那样引起国家间的紧张、嫉妒甚至怀恨。比如我们不会嫉妒有莎士比亚的英国。”

　　“有让世界心向往之的精神创造的民族才会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且这种创造常常会让本民族的文明水准获得大幅提升。”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