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改变，不是“政变”

　　本报记者 张 英 实习生 蒲 彩

　　1次盖茨120次毛泽东

　　记者：《纽约时报》的报道引发海内外舆论界对上海历史教科书的集中报道，您怎么看待这些报道？

　　苏智良：美国《纽约时报》记者9月1日的文章没有全面报道上海历史教科书，带有歪曲与片面，报道中说“政府在批准新教材里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主义被删除、社会主义减少”、“秦始皇焚书坑儒被删除”等，或片面或不实。这样的报道，我认为是不太负责任的。

　　网上跟帖在误导下，观点越来越极端。甚至出现了如《中国新版历史教科书盖茨取代毛泽东》、《政变，从上海历史教科书悄悄开始》、《上海教科书是“橙色革命”的开端》等这样耸人听闻的文章。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不会相信这样的说法。

　　现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批评者都没有看过我们的教材，而是在歪曲事实的新闻上想象问题，这个其实很危险。而这些编译、转载的新闻和不负起码的核实责任的报道被网络传播以后，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最奇怪的是凤凰网，它在关于上海历史教科书的专题下，放的封面图片居然是人教社版的《历史》，根本就不是上海版《历史》。

　　这样的报道，能够被国内这么多报纸转载编译、跟进报道，再被网络重新传播，怎么没有一家去找这套书核实一下、怀疑一下、验证一下呢？

　　记者：新版教科书是如何评价毛泽东的？

　　苏智良：毛泽东是一位非常重要的历史人物。但每本教材、每个时段的教育功能是不一样的，不可能每本教材都讲同一个重要问题，如果这样倒是真的有问题了。我也注意到全国的历史新版教材，也不可能每册都讲毛泽东。有的老师作了统计，上海历史教科书中至少有120多处讲到毛泽东，主要是在初一和高三里面。

　　这里摘引有关段落——

　　“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照亮了中国共产党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第76页）

　　“遵义会议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挽救了共产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79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当时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命运，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华民族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118页）

　　教材中提到毛泽东个人的地方还有不少，但这三点是评价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伟大历史功绩的最关键的三个基本点。我想上海的学生学过这段历史以后，不会不知道、不了解毛泽东的历史功绩的。

　　对毛泽东在“大跃进”和“文革”中的过失，新教材也作了比较客观的评论——

　　“1958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较好的前景，中央主要领导人从促使国家迅速富强的主观愿望出发，忽视了经济发展规律，确定农业生产‘以粮为纲’，提出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开展了一场群众性的生产大跃进运动。……工业生产的‘大跃进’是‘以钢为纲’，全国上下一切为钢铁生产‘停车让路’。”（126－127页）

　　毛泽东作为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当然要对“大跃进”的失误负责。教材不单独指出毛泽东个人的失误，也符合当时党中央集体领导机制尚起作用的事实。

　　对“文革”则是这样评价——

　　“毛泽东错误地认为，党内、政府中和军队里相当一部分权力已经掌握到资产阶级手中，必须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党内盛行的个人崇拜、个人专断，使中共中央未能及时纠正他的错误；林彪、江青等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加以利用，导致了长达10年的全国大动乱。”（128页）

　　教材中还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去世前一年起用邓小平的历史事实。

　　我们是把毛泽东放在中国革命的背景下，来讲述他，既充分肯定了他在解放前为中国开创革命道路的功绩，同样也肯定了解放后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功绩；然后我们又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毛泽东的功过进行了分析、评价，我们是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对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作的。

　　顺便说一句，为了突出毛泽东，初中教材的下册封面特意用了毛泽东抄录林则徐诗的书法作品。为什么这么安排？通过毛泽东的这幅书法作品把这两个历史伟人联系起来，从而使同学能够从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学习中体会中华民族自立自强的民族精神。

　　减写农民起义

　　记者：是否像某些媒体所说的，“毛泽东被比尔·盖茨替代了”？

　　苏智良：我们教材里关于比尔·盖茨就提到一处，毛泽东有120多次，他可能替代毛泽东吗？盖茨，我也想说两句。他无疑是对现代人类文明作出巨大贡献的人物。在历史教材中出现盖茨并不值得大惊小怪。不过实际上，在高中教材中，提到盖茨的地方不是课文的正文，而是讲到美国微软公司受到美国反托拉斯法的起诉时顺便带到的。说在中国历史教材中“比尔·盖茨代替了毛泽东”，只能说是美国记者才有的敏感。

　　记者：有人指责教科书里没写长征、南京大屠杀、抗日战争。是否是事实？

　　苏智良：当然不是事实。关于长征，我们有很好的篇幅来描绘，怎么说没有呢？作为学者，我着力最多的就是抗日战争方面的研究。我曾带着“慰安妇”幸存者到日本去起诉，到世界各地去揭露，你说我这样一个长期做抗战研究、不懈地为揭露日本战争罪行而奔走的人，主编的教材会没有抗日战争的内容吗？政府会允许这样的教材发行吗？

　　这些内容主要在七年级（初一）下册中讲述。红军长征部分还专门列了毛泽东的《七律·长征》。抗日战争部分不仅叙述一般史实、国共合作抗战等，也有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罪行如南京大屠杀、细菌战、“慰安妇”等内容，还有狼牙山五壮士。

　　比如说抗日战争，我们写了国共合作，写了正面战场，写了敌后战场，写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南京大屠杀我们有一个整目，通过图片、文字、其他板块讲述日军的其他暴行。

　　至于记载“慰安妇”，这在中国历史教材里还是头一次。同样，在教材里也提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进行了经济援助。这在中国历史教科书上也是第一次记载，这表明我们中国人实事求是的胸怀。

　　也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没有写，这也不符合事实。“文化大革命”着墨不多，是因为你不可能有大量的篇幅去写这些内容，我们用了一个目，但我认为写清楚了，比如为什么会发生动乱，包括林彪是怎样一个人，形象也有。包括“文革”语言，什么叫“红宝书”，什么叫“破四旧”，什么是“样板戏”等等，我们都是通过正文、引文、图片解释清楚了。我想通过这样一课，让大家来反思，这样一个动乱年代，我们该怎么吸取教训，走好我们民族未来的路。

　　记者：还有人说，农民战争、焚书坑儒等内容在新教材里都没了？

　　苏智良：农民战争、秦始皇焚书坑儒这些内容其实在一期课改的高一教材已经没有了。我们把这些内容放在初中《中国历史》里，在初中已经完成了这部分基础历史的课程。

　　还有人说，我们只在秦始皇部分写了专制，其他的就没有了。这个说法也是有问题的。我们把秦朝作为中央集权的开端，而对专制的分析是放在明清，因为明清的专制达到了登峰造极。

　　关于农民起义，中国历史上大大小小的农民起义不计其数，中学历史教科书不可能面面俱到。我们写了秦末农民大起义，写了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等。到了21世纪的现在，难道大量写农民起义才是正常的吗？现在国家标准的历史教材里，也大大减少了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描写。实际上大家是不谋而合的，因为我们都经历了改革开放，这20几年里，我们的历史观也在不断地发展。

　　新《历史》新在哪儿？

　　记者：新教材“新”在哪里？

　　苏智良：我们希望新版教材能够反映人类求生存、求发展，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过程，把人类从古到今的文明史讲清楚。

　　高一《历史》最后一个主题设计为《人类文明的现实与未来》，由“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两节活动课组成，由学生和老师们一起分析现实、畅想未来。再比如说有一章节是写病毒、瘟疫对人类文明的影响，我们原来用的例子是美国大流感、欧洲黑死病，结果中国当时发生了“非典”，那我们就干脆用SARS来举例子。

　　在近代史的部分，我们还提到了鸦片等毒品问题。在近代，我们民族在鸦片上是吃了很大的亏的，1985年以后，毒品开始在中国蔓延，我们就来分析它对人类生活和社会的危害性。学生们经常在网络和报纸、电视里看到这些新闻，所以在上讨论课时，他们特别爱参与讨论。

　　记者：新版历史教科书的总体结构是怎样的？

　　苏智良：上海市初中、高中历史课程的基本设计如下——

　　中学的历史教材，过去采用历史知识初中、高中循环往复的方式。以上海一期课改的教材为例，初中学中国史、世界史，高中学中外历史，内容大同小异。好比先学1＋1，后学1＋2，然后1＋1、1＋2合起来学，这不符合相同教学内容不应大量重复的教学规律，因此大多数高中学生对历史课不感兴趣。

　　根据新版国家历史标准要避免重复的明确要求，我们在初中历史教材主要叙述中国史和世界史的通史性内容，包括历次列强侵华战争、中国革命等，而在高中阶段分专题叙述人类文明发展的专题，到高三再将初中和高一的历史知识进行综合复习，即从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发达国家现代化的道路来理解和把握近百年来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与振兴的历程。

　　记者：为什么要按照文明史的方式设计？

　　苏智良：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我们的文明史框架奠定了理论基础。我们认为，人类文明实际上包括物质文明、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根据这种分类，我们对人类文明史的基本内容作了阐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严重挫折。如何理解社会主义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地位？高一教材并没有回避，指出了它是人类崇高的社会理想，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和辉煌的未来。因此，高一教材的呈现样式与过去教材有所不同，但是它吸收了20世纪以来历史学发展的优秀成果，以人类文明史的丰富内容，更加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观点。

　　记者：我注意到你们在教材中还写了衣食住行的内容，为什么要新设这一块内容呢？

　　苏智良：衣食住行是人类的基本物质生活。忽视人类物质生活的历史，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文明史观。我还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因为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听到上海历史教材把这些内容写进去了，而忽略有些帝王将相的行迹，就大惊小怪，指责我们背叛马克思主义。我想，衣食住行写不写，怎样写，本来是可以作为技术问题来处理的。倒是一定要强调某些历史人物的行迹，而把千千万万人的实际生活置于历史的视野之外，这种偏见竟然可以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大行其道，我感到难以理解。

　　有时饮食、服装这些细节方面的改变，可能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乃至人类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比如这部分内容讲到了票证，在试点中学上课时，有位老师让学生回去收集票证，拿来在课堂上做个交流。学生除了钞票，没什么票证的概念，但是回家问老人，问父母，故事就听了很多。最后在课堂讨论时，学生们拿出了很多过去的票证，什么饭票、菜票、电视机票、自行车票，甚至有同学举出来还有盐票，买盐都要票，那么这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缺乏物质的生活。

　　记者：据报道，高一教材的主编之一周春生说，高一教材借鉴了法国年鉴学派的观点﹖

　　苏智良：在编写教材过程中，我们要借鉴许多国内外优秀的史学思想和成果，年鉴学派作为一个深受马克思唯物史观影响的学派，我们当然要借鉴。但是，借鉴并不等于受其指导。美国记者断章取义，好像借鉴了年鉴学派，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态度。

　　记者：还有报道说，上海历史教科书可能会向全国推广？

　　苏智良：不会，这纯粹是境外记者没有根据的猜测。因为全国版的教科书经过遴选，早已开始编写、审查、出版并已使用。我们的权限只在上海市使用，而且还是试用本，要在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不断进行修改。　　

(责任编辑：宛振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