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昨天报道了一起雇工在工作期间猝死，家属向用人单位索赔的案件。这起案件所涉及到的“工作间猝死”的情况，目前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在工作节奏越来越快的今天，我们应该将更多的目光投向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保护上。“自愿加班”休息权难保障

　　为了争取更好的生活，年轻人多给自己一些压力，多干些工作，似乎无可厚非。但是现在职场上却出现一个怪现象———“自愿加班”。企业并不提倡加班，但由于分配的工作量在8小时内难以完成，员工因此不得不“自愿加班”。在就业竞争激烈的今天，许多就业人员为了保住工作，常常隐忍企业的这种做法，结果使得“夜以继日”工作的现象十分普遍。早在1960年，国家就开始推行8小时工作制。1994年和1995年，国家又对周工作时间进行了两次调整，先是将沿用已久的每周工作48小时改为44小时，紧接着又缩短为40小时。然而，目前所出现的“自愿加班”情况让人尴尬。因为有了无奈的“自愿”，用人单位的行为似乎游离于合法与守法的边缘。

　　对此，本市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姚燕萍认为，对于单位而言，依据我国《劳动法》第4章关于“工作时间与休息休假”的相关规定，国家规定劳动者每日工作时间不能超过8小时；用人单位应当保证劳动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用人单位因特殊原因需要延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个小时，每月不得超过36个小时。单位给予职工高强度、超负荷的工作，不管是明示要求职工加班，还是默示职工“自愿”加班，若造成职工身体损害甚至死亡的，都应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工伤认定“过劳死”尚难分责

　　国内有几起引人关注的“过劳死”案例：5月28日，深圳华为公司员工、25岁的胡新宇因病毒性脑炎被诊断死亡。他全身的多个器官在过去的一个月中不断衰竭。华为公司的新闻发言人表示，虽然过度劳累与胡新宇死亡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但确实存在相关性。5月30日，广州市海珠区一家服装厂35岁的女工甘红英死在出租屋里。医生诊断她的死亡原因是“猝死”。在此前的三四天时间里，为了赶活儿，甘红英每天都从早上一直工作到次日凌晨。她在这4天里的工作时间为54小时25分钟，累计加班22小时。

　　“过劳死”日益受到舆论关注，然而，中国现行法律制度中没有“过劳死”的概念，只有“工伤”的概念。《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职工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同工伤：（一）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那么，因工作压力导致的猝死没有发生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上，又该如何认定呢？

　　本市击水律师事务所律师潘强介绍说，我国的法定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不在其中。从现行的《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可见，如果员工发病或死亡时不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或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却是在48小时之后死亡的，就都不能被认定为工伤。所以，当出现“过劳死”情况时，判由单位承担赔偿责任目前似乎找不到相应的法律依据。

　　那么，究竟应当由谁来为“过劳死”埋单呢？潘强认为，首先，职工个人应当加强自我保护意识。职工不仅有宪法规定的休息权，而且自身的健康权、生命权也神圣不可侵犯，职工可以在注意自身心理、生理健康调节的同时，适时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要求休假。如果职工放任自己的身体长期疲惫，最后造成“过劳死”的，那么职工本人也应当对“过劳死”承担一定的责任。其次，就法院而言，应当本着保护弱者的宗旨，依照公平原则和“过劳死”属于因工死亡的思路，判决单位承担主要责任。同时，国家也应当逐步加强相关立法，争取将“过劳死”纳入职业病防控体系，加大对弱势职工群体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