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保基金案近日东窗事发，涉案金额达百亿人民币，上海社保局局长祝均一、宝山区区长秦裕等相关人等纷纷落马，或隔离审查，或限制自由配合调查，或双规。据称，中央已经派出超过百人的调查组常驻上海，以图彻查此案。尽管司法程序尚未展开，真相尚未大白于天下，但是，上海社保局历年来违规、违法操作的内幕已经显露出来。

　　其实，这已经不是社保基金第一次出事了，仅今年上半年，中国就已经曝出一批社保基金案，如下：

　　1、河南省濮阳市劳动保障局以减免企业应缴870多万元养老保险费为代价换取6辆轿车使用权案；

　　2、黑龙江省阿城市社保局将918万元借给企业用作流动资金和担保利息案；

　　3、浙江省温州市劳动保障局计财处用社保基金600万元购买国信优先股案；

　　4、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政府挤占挪用社保基金1245万元案；

　　5、湖南省益阳市大通湖区北州子镇政府套取社会保险基金69万元案。

　　上海社保基金案之所以会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是因为涉案金额巨大，二是因为事涉高官，三是因为中央查处此案的阵容庞大。同时，这一案件也凸现了中国行政管理理念存在的问题，具有典型案例的意义。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有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上述案例可以印证这句话的正确。同时，也应该看到，社保基金监管机制的缺失，使得社保基金的管理和运营权缺乏有效、可控的约束，是一种“绝对权力”。

　　对权力的有效监督，是保证权力有效使用的核心问题。在西方社会的行政管理理念当中，监管监督机制的设立，有效地防范了权力的滥用，从而预防和减少行政腐败现象的发生。但在中国，像社保局这样集社保基金行政主管和投资运营者于一身的政府机构，大权在握，缺乏有效的监管和监督，上一级的主管机构无法防范问题的发生，只是在问题出现之后才想办法解决，所谓亡羊补牢；虽然可能犹为未晚，但羊毕竟已经丢了。这也是中国当下行政腐败频繁发生的核心原因。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建立至今，已历十五年，这是从摸索、无序走向规范的十五年。以上海为例，十五年来，社保局集社保基金行政主管和投资运营者于一身，大权独揽的状况从未有过实质性的改变。当数额巨大的社保基金在社保管理部门手中封闭运作、又缺乏有效的监管监督机制的时候，灰箱操作、权钱交易就在所难免，黑幕和腐败也由此诞生。虽然有关政府机构作出了相应的规定，但是，在监管机制和公众监督机制双双缺位的状态下，这些规定形同虚设，只是停留在纸面上的“规定”而已。上海社保基金的收缴在中国名列前茅，也有“高效、足额发放”的口碑，但是近年来出现过当期支付缺口，此次案发又暴露了其对外投资所留下的隐患，未来的支付风险不可小觑。稍有不慎，不仅会引发社保基金的管理危机，也会引发大面积的社会危机。

　　古语云，有司司其职。作为中央政府主管部门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社保基金案件屡屡发生、社保基金管理出现危机的过程中，难辞其咎；同时，在社保基金运营模式和监管机制的建立健全上，也难避其责。从国务院、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颁布的一系列管理规定来看，中国迄今尚未在社保资金安全和保值增值之间找到一个两全之策。虽然政府的政策，在总体上趋向于确保资金安全，而且在相关的资金运营和投资方向上规定甚严，但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从而使各地方的社保机构得以借保值增值之名，屡屡撞过红线。这些在保值增值名义下进行的资金运作，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巨大的风险。当下的中国，稳定是压倒一切的政治。社保基金事关天下苍生，一旦出现问题，势必成为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成为破坏社会稳定的大患，万不可掉以轻心。

　　上海社保基金案之于中国，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从中反映出中国社保制度当下的乱象和行政管理体系的核心问题所在。如何建立社保基金征缴、管理、发放的科学运营模式，如何建立有效的监管机制和公众监督机制，已经成为当下中国社保的燃眉之急，稍有不慎，便会触发不可控制的社会危机，这是大忌。当下的中国民心，视腐败如仇雠，民怨甚重；当局加大力度反贪反腐固然必要，但如何完善制度、如何建立健全有效的行政监督监管机制、如何防范“绝对权力”的产生，才是解决问题、平复民怨的根本之道。（作者：老探戈）

　　来源：敏思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