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遵义会议，就没有长征胜利，就没有抗战胜利，就没有全国胜利！”90岁高龄的谢振华将军（长征途中彭德怀麾下的团政委，曾任昆明军区政委）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遵义会议，语气坚定。

　　时间过去71年多了，遵义会议的20位参加者俱已逝世。而我们至今还在享受遵义会议的成果。

　　“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

　　9月中旬，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遵义会议永放光辉”大型展览，14天吸引观众10万余人次。

　　与此同时，远在贵州省遵义市的遵义会议纪念馆，日均观众不下3000人。

　　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毛泽东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匾额，高悬在临街的两扇大红门上方。

　　终于看到那幢“熟悉”的小楼了。随着参观的人流，记者来到二楼一间约20余平方米的屋子。屋顶中央吊一盏旧式煤油灯，灯下一张欧式长方形餐桌，围一圈藤靠椅，满满当当。不用说，这就是会议室了。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召开。历史在这里转折。

　　1958年11月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再次走进这间小屋。“我就坐在那里。”他指着会议室里侧的角落。阔别20多年后，和邓小平一起故地重游的还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两位遵义会议的亲历者，兴致勃勃，扳着指头数起会议的其他参加者：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陈云、博古6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刘少奇、王稼祥、邓发、何克全（凯丰）4位政治局候补委员；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李卓然和列席会议的军事顾问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

　　这个平均年龄30来岁的领导团体，正面临最严峻的考验：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根据地丢了，一路上被动挨打，士气低落。下一步怎么办？到哪里去？仗怎么打？这些关系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问题，一古脑儿摆到会议议程上。

　　与共产国际的联系中断了，中国共产党年轻的领袖们必须自己解决眼前的问题。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报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作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会议最精彩的“重头戏”是毛泽东的发言，他一气讲了一个多小时，切中要害地分析和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详细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目前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正确方针。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投了毛泽东“关键的一票”。周恩来、朱德、刘少奇、李富春、聂荣臻等纷纷发言，一致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一向谦虚稳重的朱德激愤地说：“如果继续（博古、李德）这样的领导，我们就不能再跟着走下去！”

　　3天的讨论，形成4项决定：“（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团……”

　　会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为红军制定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宣告“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统治的结束。

　　后来，博古在回忆遵义会议的情况时说：“教条宗派统治开始完结，基本上解决了问题。”

　　“中国共产党成熟的标志。独立自主地正确解决自己的重大问题。”1982年5月，陆定一参观遵义会议会址时，手书了对遵义会议的4条评价，这是其中一条。

　　“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我们最初听到‘遵义会议’这个叫法，是一渡赤水到云南扎西以后。”走完长征全程、91岁的遵义市老红军王道金回忆：营教导员告诉我们“中央开会了，开得很好，毛主席又被请出来工作了！”消息传开，战士们欢呼雀跃。

　　“还是毛主席的一套战术思想灵验啊！”谢振华沉浸在70多年前娄山关大捷的回忆中。他说，遵义会议后，毛主席重新指挥红军，把走和打巧妙结合起来，进攻中有防御，防御中有进攻；用走创造战机，以打开辟道路。二渡赤水后，中央红军5天中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俘虏3000余人，取得长征以来最大的胜仗，摆脱了被动局面，振奋了军心。

　　红军再占遵义后，中央在遵义老城天主教堂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正式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会议亲历者、原解放军后勤学院副院长闫捷三将军回忆：宣布开会后，毛主席首先讲话，他把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与国民党军采取的战略战术比喻成“叫花子与龙王爷比宝”。他说：叫花子比不过龙王爷呀！我们穷人要有穷人的办法，不能和有钱的人这么比。不按实际情况指挥作战，强制命令部队打堡垒战、正规战，一旦失败就撤职查办，这是最严重的错误！

　　张闻天在整风笔记里写道：“没有遵义会议，红军在李德、博古领导下会被打散，党中央的领导及大批干部会遭受严重的损失。遵义会议在紧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

　　“遵义会议纠正了错误，促进了团结，凝聚了人心，为后来战胜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奠定了最重要的基础。”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陈力说。

　　“而今迈步从头越”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曾两次到遵义会议纪念馆参观，他亲笔书录的毛泽东《忆秦娥·娄山关》中的著名词句，悬挂在遵义会议陈列馆的显著位置。

　　胡锦涛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时，专程参观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与老红军合影留念。1996年5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考察贵州时，再次参观了遵义会议会址。考察期间，他要求贵州各级党委政府把扶贫工作作为一件大事抓紧抓实抓好。

　　“遵义会议精神，主要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独立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遵义市委书记傅传耀说，我们多年探索如何改变贫困地区农村面貌，找到了“四在农家”、农民自助的办法，使850个村实现道路、电话电视、自来水“三通”，户户建起沼气池，受益农民达60余万人。计划到2010年，使全市85％的农村人口受益。

　　遵义会议纪念馆陈列的一张历史老照片，定格了上世纪30年代的遵义城：湘江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南为老城，北为新城。老城民居商铺密集，四周被高高的石砌城墙环绕；新城房屋不多，显得冷清。当时的遵义城不过3平方公里，约4万人。“如今，遵义城区已达50多平方公里，86万人口，分别比70年前增加了约20倍。”遵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柳盛明说。

　　眼前的遵义，现代建筑随处可见，旧城墙已了无痕迹。原本处于老遵义城外侧的凤凰、老鸦两山，如今被新遵义城紧紧抱在怀中，郁郁葱葱，守护着邓萍等红军将士的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