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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父亲领着我和姐姐，去看他领导研制的计算机——家父创建了清华大学自动控制系，并且在那里一直供职到去世——那是一台有好几间屋子那么大的庞大机器。因为它很怕灰尘，所以进去的时候，还要换上拖鞋。在给它输入一连串复杂的指令之后，计算机居然算出了Ｓｉｎ15的值。这让上高中的姐姐高兴不已。
父亲指着计算机对我们说：“它将改变世界。”父亲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曾经与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共事。所以“计算即世界”的思想，渗透他的一切。
但在60年代的中国，改变中国的是革命。
革命让我中断了学业，去插队。然后是工厂。最后让我成了作家——这其实是一个无奈的选择。在我做了专业作家之后，有责任也有义务给文学青年讲讲“如何走上文学道路”“文学的使命”之类的话题。每逢此，我总要说：“朱元璋在登基前夜，对刘伯温说：原来不过是打家劫舍，没想到弄假成真。我写作，本来不过是‘著书都为稻粱谋’。根本谈不上使命感。”——既然成了作家，写字就是第一工作。我至今还记得我写第一部长篇的时候，抄稿子成了一项标准的苦差：20万字的小说，不说写，就是抄，也要20天。
当时我就想起了计算机。我曾经见到在科技界工作的哥哥，用一台计算机写作。羡慕不已。但一问价格，就知道不是我辈能够问津的。到了80年代中期，四通出了打字机，我立刻买了一台。这种机器当时的价格是1．3万元。而我彼时的工资，不过几十元。有了这台机器，我高兴不已，到处向人推荐。记得我还跟路遥说过。我见到他《平凡的世界》的手稿，摞起来，几乎和他一样高。都是同行，自然知道其中甘苦。他答应买。但没多久，他就去世了。
渐渐地，我对这台打字机不满意起来：它太慢，而且不能够编辑。于是有了一台ＰＣ机。再以后，就是康柏386。然后是ＩＢＭ。——用我太太的话说：“你鱼没有钓着，饭量却见长。”说得也是，机器越来越高级，创作量却不见长。看来工具毕竟是工具，总要被大脑输出速度所限制。
90年代初，我第一次在清华大学见到了因特网的一个出口，并且用它，和一位在美国的朋友联系了一下。据说当时因特网在中国，一共只有两三个出口。朋友给我讲阿帕网是如何建立的，又是如何发展成因特网的。并且说了跟父亲差不多的话：“它将改变世界！”
他的话，我并不十分相信：改变中国，不是一件容易事。以毛主席之伟大，自己评价自己，也不过说：“我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
但改革开放，焕发了极大的生产力。没几年，互联网就以惊人的速度普及开来。以至于成了一种时尚。
哥哥见到我不断地更新电脑时，曾经说：“你要这么好的机器干什么用？”——科学工作者，有一种固有的傲慢，总认为他的领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为了保卫神圣，他们创造了一套术语，使得外人无法介入。《圣经》之所以用拉丁文来写，恐怕就是这个道理——我无言以对，只好说：“我喜欢。喜欢就是硬道理。”
但普及互联网之后，我的机器总算发生了作用：有一台好机器，就像开着一辆法拉利，奔驰在公路上——这个比喻，并不十分恰当：网络对我来说，不过是个概念。实际上，我觉得它像动荡的海、无垠的宇宙。
渐渐地，我感觉到带宽的限制。于是，在我的住宅区里，我第一个装上了宽带。带宽就是力量。
到了现在，我才明白盖茨所说：“计算机是什么？不过是互联网上的一个小零件而已。”
确实，没有互联网，再好的计算机，也不过是一台类似于四通打字机一样的东西。人必须与时俱进，否则就会像四通公司一样，很快就从计算机领域中，被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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