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总,请问,能不能……”我走进总经理室,倚门站着。总经理抬起头,给了我极为严肃的一瞥,刺得我的身体几乎缩小了一半。我的声音只有自己听见。
“什么?”他严肃地问。
“我是想问一下,……”我已经说不出成句的话来,便索性闭了口,递过手中的休假报告。 事情是这样的:受到家里一再的催促,我决定请一周的假,回去办理婚事。像我这种晚婚的情况,本可以休半个月的婚假,但我觉得一周就足够了。
总经理签上“同意休假”几个字,然后交予我,仍然用那严肃的口吻说:“休正当的假,没有必要那样躲躲闪闪、谨小慎微——你的胆子怎么那么小?”
这戳到了我的痛处。这是我多年来的痼疾。少年时求学的经历,使我落下了这个疾病,至今没有治愈。
我十二岁时即离开父母,到三十里外的重点初中念书。记得刚开学的那一阵,因为留恋在家里的生活,几乎每天以泪洗面,只想回家去,哪怕一辈子在家放牛。待到星期六下午,迫不及待地赶回家去,星期天又不想返回学校,非等到星期一的早晨,迫不得已了,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家门,结果自然是迟到。这时候,班主任老师便要把我叫到他的房里进行整顿、臭骂,并给我起了个“六一先生”的绰号(意即我惯于星期六回家、星期一返校),使我在那里只觉得天旋地转,感到害怕、委屈、自卑。但是,浓烈的思家恋家的结果,使这种状况一再发生。我也在老师凶神恶煞的样子面前,变得忧郁、怕事起来。那是一个崇尚“苦”读的年代,任何学习上的投机取巧、偷工减料,都被视为异端。
而更大的打击也就在随后我读高一时到来。我到了新学校后,发现班主任又是个严格的老教师,心里不由有些慌张。其时我已不再是“六一先生”了,但初中时代的往事已铸成我胆小怕事的性质。我在作文中以伙食太差为引子,对学校当局进行了深入的批评。语文老师恰恰是学校的教导主任。学校召集各要员开会,认为我罪大恶极,于是派了个青年教师去我家,把父亲叫到了学校,要让我退学。这引起了我十足的仇恨,不为别的,只为父亲受到打击的尊严。后来勉强读完那个学期,高二我便转了学。
我记得,也是在读初一的时候,班上一个同学在课间休息时踢脏了白色的教室内墙。班主任把他叫去,进行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训话。那个同学还只有十岁,后来再没有上学了,浪迹于芸芸社会之中。去年我回乡的时候,听人说他已进了班房。
我的不治之症还能根治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