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和谐观：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文/潘 岳

　　生态文明的发展

　　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是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

　　人类文明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原始文明，第二阶段是农业文明，第三阶段是工业文明。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开启了人类现代化生活，为时三百年。从要素上分，文明的主体是人，体现为改造自然和反省自身，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时间上分，文明具有阶段性，如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从空间上分，文明具有多元性，如非洲文明与印度文明。

　　三百年的工业文明以人类征服自然为主要特征。世界工业化的发展使征服自然的文化达到极致；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说明地球再没能力支持工业文明的继续发展。需要开创一个新的文明形态来延续人类的生存，这就是生态文明。如果说农业文明是“黄色文明”，工业文明是“黑色文明”，那生态文明就是“绿色文明”。

　　自然生态有着自在自为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改变了这种规律，把自然生态纳入到人类可以改造的范围之内，这就形成了文明。

　　生态文明，是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它的产生基于人类对于长期以来主导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的反思，自然资料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有限性，人类必须从追求物质财富的单一性中解脱出来，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才可能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无疑将使人类社会形态发生根本转变。

　　首先是伦理价值观的转变。西方传统哲学认为，只有人是主体，生命和自然界是人的对象；因而只有人有价值，其他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因此只能对人讲道德，无需对其他生命和自然界讲道德。这是工业文明人统治自然的哲学基础。生态文明认为，不仅人是主体，自然也是主体；不仅人有价值，自然也有价值；不仅人有主动性，自然也有主动性；不仅人依靠自然，所有生命都依靠自然。因而人类要尊重生命和自然界，人与其他生命共享一个地球。其次是生产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从原料到产品到废弃物，是一个非循环的生产；生活方式以物质主义为原则，以高消费为特征，认为更多地消费资源就是对经济发展的贡献。生态文明却致力于构造一个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自然规律为准则、以可持续社会经济文化政策为手段的环境友好型社会。人的生活方式就应主动以实用节约为原则，以适度消费为特征，追求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崇尚精神和文化的享受。

　　生态文明既然是世界新潮流，按理应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因为在那里首先爆发生态危机。但一是因为西方强大的技术资金使本国生态危机得以缓解；二是因为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惯性还要持续相当一段时间；三是因为西方资本主义不断向不发达地区转移生态成本。西方失去了发展生态文明的机会。西方失去机会，就为中华民族的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会。

　　生态文明与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虽然是工业文明的迟到者，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却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基本一致，从政治社会制度到文化哲学艺术，无不闪烁着生态智慧的光芒。生态伦理思想本来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涵之一，这使我们有可能率先反思并超越自文艺复兴以来就主导人类的“物化文明”，成为生态文明的率先响应者。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生态保护的相关律令。这种制度，并非统治者的个人自觉，而是中华文明本身的内涵所决定的。以儒释道为中心的中华文明，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生态伦理思想。

　　中国儒家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德性，尽心知性而知天，主张“天人合一”，其本质是“主客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所谓“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儒家通过肯定天地万物的内在价值，主张以仁爱之心对待自然，讲究天道人伦化和人伦天道化，通过家庭、社会进一步将伦理原则扩展自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和人文精神。

　　中国道家的生态智慧是一种自然主义的空灵智慧，通过敬畏万物来完善自我生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皈依。强调人必须顺应自然，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中国佛教的生态智慧的核心是在爱护万物中追求解脱，它启发人们通过参悟万物的本真来完成认知，提升生命。佛教正是从善待万物的立场出发，把“勿杀生”奉为“五戒”之首，生态伦理成为佛家慈悲向善的修炼内容，生态实践成为觉悟成佛的具体手段，这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表现出的慈悲为怀的生态伦理精神，客观上为人们提供了通过利他主义来实现自身价值的通道。

　　常有人用《周易》中“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来表述中华文明精神。这与生态文明的内涵一致。中华文明精神是解决生态危机、超越工业文明、建设生态文明的文化基础。一些西方生态学家提出生态伦理应该进行“东方转向”。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

　　问题在于，思想与行动并不是同一的，接受东方智慧并不难，但作为一种前现代文明的中华文明，如果想为生态文明的形成和实践做出贡献，也同样面临着创新发展的问题。这就需要用生态理性来审视我们的发展原则。生态理性认为，人类的理性一旦与环境相脱离将毫无价值，只有当与环境的现实要求结合起来考察人类理性时，才能正确评判人类的行为。它是西方哲学面对生态危机而产生的新的哲学观点，是对科学理性绝对化、工具化、教条化的反思。长期以来，正是在科学理性绝对化的视角下，很多人都将中华文明这种东方智慧视为前现代的产物，采取了批判排斥的态度。

　　也正是在生态理性的原则下，西方思想家越来越表现出对东方智慧的认同，东方智慧才得以参与到西方世界的思想文化建设中去。对于我们而言，中国文化精神被世界逐渐重视，只是一个更深层文化问题的开始。我们既要防止片面复古；也要辩证地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科学理性的作用。但科学理性必须与生态理性结合，如同西方文明与东方文明结合一样。我们要用人文精神来校正科学理性的绝对化倾向，也要用道德原则来审视实用主义。我们虽然身在中国文化之中，但主导我们现代化实践的主要逻辑仍然是西方式的。西方传统工业现代化的模式最终是难以复制的，尤其是对于中国来说，这意味着更加深刻的资源环境冲突。所以，用中华文明来校正我们的现代化方向，理顺我们的文化结构，使中华文明的生态智慧成为生态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尤为必要。

　　仅有生态文明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实践，即从工业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过渡到生态文明基础上的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

　　文明的转型决定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农业文明带动了封建主义的产生，工业文明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兴起，而生态文明将促进社会主义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从而使生态文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社会主义的根本属性。对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完全变革的必然结果就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是实现了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两大和解”的生态文明社会。生态文明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生态文明首先强调以人为本原则，同时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与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类社会必须停止改造自然的活动。生态文明则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人的全面发展必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另外，在可持续发展与公平公正方面，生态文明也与当代社会主义原则基本一致。

　　生态文明为社会主义理论的融合提供了平台。生态文明作为对工业文明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高级的人类文明形态；社会主义思想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代表了一种更为美好的社会和谐理想。两者内在的一致性使得它们能够互为基础，互为发展。生态文明为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在更高层次的融合提供了发展空间，社会主义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制度保障。

　　生态文明也只能是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本质决定了只能使本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而不会承担全球的环境责任。生态社会主义由于将生态文明与社会主义相结合，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重大发现。生态问题必将成为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武器。发展中国家终将重新团结起来向发达国家讨还生态成本。

　　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离不开生态文明，没有良好的生态条件，人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质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没有生态安全，人类自身就会陷入不可逆转的生存危机。

　　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一系列难题，例如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等新型社会主义流派的探索，给未来人类社会指出了新的方向。虽然这些探索在理论和实践仍然单薄无力，仍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但确为社会主义回应全球性问题提供了想象空间，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完善。因为当代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得社会主义不能只研究工业文明基础上的阶级关系，还必须研究人与自然的文化伦理。生态文明的重要意义正在于此。

　　对中国而言，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生态和谐观，为实现生态文明提供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与思想源泉。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科学发展观，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等一系列新的政治理念，完全可以与生态社会主义、世界可持续发展理念、中国传统文化相互借鉴。他们之间的融合，必促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促成全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新潮流，促成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社会的和谐。

　　对此，中国责无旁贷。

　　（作者为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