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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以来，《纽约书评》编辑罗伯特·西尔维斯和芭芭拉·爱泼斯坦为这座城市的左翼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畅所欲言的平台。但如今，“妈妈”芭芭拉去世了。
世界少了她，会变得空虚吗？
这是夏季中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整座城市在周末来临之前都陷入一种颓废的气氛当中，大街上人烟稀少，出租车也准备打烊了。但是，在纽约西56街转角处的一座普通大厦里，工作依旧进行得如火如荼———《纽约书评》的秋季书榜即将出炉了。“这个周末我就驻扎在这儿了。”主编罗伯特·西尔维斯打趣地说。他的穿着一反常态地随意：领带歪着，钮扣也松了一颗，外面还套着件红色羊毛衫，这副样子十足是周五穿着T恤牛仔裤上班的休闲一族。
现在是杂志社最艰难的时刻。芭芭拉·爱泼斯坦———这位和西尔维斯并肩作战了43年的老编辑，《纽约书评》的创始人，今年6月因肺癌逝世，走完了她77年的人生旅程。
这是《纽约时评》最新一期杂志的书目选题，各式各样的题材和风格在这里都可以融为一炉———这也是《纽约书评》得以成功的原因之一。自从1963年纽约报纸大罢工以来，《纽约书评》已经成为美国精英知识分子们的首选杂志。
在这一期杂志中，还有11篇简短的悼念文章，它们出自爱泼斯坦的老朋友们之手。正如她的一篇传记中所描述的那样：“她是一位有趣、顽皮、善于用激情感染他人的人。有时候像个浪子，有时候又像个小孩，她是那种最好的伙伴。世界缺少了她将会变得单调乏味。”
看到“编辑”一栏后面只剩下“西尔维斯”一个名字，这的确让人多多少少感到有些空虚。要知道，世界上许多著名的书评杂志都是由一位编辑独挑大梁，惟独《纽约书评》开创了联合编辑的先河。然而，事到如今，许多铁杆读者和投稿人心里都难免会有个疑问：一切重担如今都落在已过古稀之年的西尔维斯身上，他能顶得住吗？
其实，还会有更多的问号涌现：《纽约书评》在它的创始人离去之后，还能保持辉煌吗？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人们的身上都带着各式各样的新玩意，他们还会静下心来阅读长达百页的书榜吗？陪伴《纽约书评》一路成长的读者们，都已经年过半百，杂志能否重新培养一批年轻读者？这些谜底或者会在未来揭开，但现在让我们回到过去，看看《纽约书评》和它的创办人的那些传奇故事。
这段日子真够平淡，搞一本书评杂志吧
时间得追溯到纽约报纸大罢工开始后的几个星期。一天晚上，詹森·爱泼斯坦还有他当时的妻子芭芭拉·爱泼斯坦（两人于1980年离婚），和他们在西街67号的邻居洛维尔以及他的妻子哈维克，一起吃了顿饭。
芭芭拉的丈夫詹森那时候已经是一个小有名气的编辑了。在那个时候，男女平等这个词还没进入人们的视野，即便是在进步知识分子圈子中最聪明最出众的女人，也都只能成为丈夫的从属。在芭芭拉刚结婚的那段日子，她也是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芭芭拉出生于一个以色列移民家庭，她16岁就进入大学读书，并很快结识了一群爱好文艺的人。据她的小说家朋友卢里回忆道：“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咖啡馆里，她嘴里叼着烟，衣着不修边幅，面前是一堆跟课程无关的乱七八糟的书。那副样子十足就是人们所说的‘垮掉的一代’。”不过也正是芭芭拉这种随性的打扮，把詹森紧紧地吸引住，从此两人就坠入了爱河。毕业后芭芭拉在两家杂志社工作过，当年轰动全球的犹太女孩自述躲藏纳粹搜查的《少女安妮法兰克日记》就是由芭芭拉负责编辑的。这些经验为她后来成功的编辑生涯奠定了坚实基础。
回忆起那一顿具有历史意义的晚餐，芭芭拉·爱泼斯坦说：“我们当时正在谈论着报纸罢工的事情，我无意中说了句‘这段日子真够平淡，我们也用不着去看《纽约时报》上面的书评了。’结果大家就想，为什么我们不自己搞一本书评杂志呢？大家一拍即合，第二天早上我就打电话请西尔维斯过来当杂志总编。”当时西尔维斯已经有一份待遇丰厚的助理编辑工作了，“我本来也不抱多大希望。但是他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没有书评的日子，出版商都没有地方做广告了，我们需要填补这个空白。于是他放弃了优厚的待遇来帮助我。”
西尔维斯的确是一个再合适不过的人选，未到30岁的他已经凭着渊博的知识和才华赢尽了名声。17岁毕业于人才辈出的芝加哥大学，其后到过著名杂志《巴黎书评》工作，再后又回到纽约。据西尔维斯的朋友说，他“上通天文下晓地理，无所不知，而且有着高度的工作热诚”。
在那顿历史性晚餐后的第二天早上，洛维尔到银行用自己的信贷额借了4000美元，爱泼斯坦和西尔维斯则到各个出版商那里寻求赞助。“晚上我们打电话给一些我们最欣赏的作家，让他们三周内给我们供稿，”西尔维斯回忆道，“没有人提到报酬的事情。”
他们邀请了名作家诺曼·梅勒、玛丽·麦卡锡、威廉·史泰龙、诗人奥登和初出茅芦的激进作家苏珊·桑坦克写书评。第一期杂志于1963年2月1日出版，发行的10万册迅速销售一空，一周内编辑们收到了超过一千封读者来信。许多文化史家公认《纽约书评》第一期是美国杂志出版史上最精彩的创刊号之一。从那以后，杂志社就没有再为经费的事情担心过了。
也许你对这本书有兴趣，写书评吧
芭芭拉和西尔维斯是合作无间的搭档———芭芭拉戏称他们是“爸爸和妈妈”。在所有“夫妻档”中，偶尔的吵闹也是难免的，但“我们却彼此十分熟悉，可以用暗语来沟通”，西尔维斯这样回忆道。
芭芭拉负责文学、艺术方面的组稿与核稿，西尔维斯则负责历史、政治、科学部分。芭芭拉个子娇小，但精力过人，经常工作到深夜，作者有事找她，她随时都在，有人说她编杂志就像刚进法学院就读的新鲜人那样认真拼命。她常寄书给作家、学者请他们写书评，书里总会附一张短信：“也许你对这本书有兴趣。”她对作者的态度以及约稿和改稿，总是客客气气；她最爱请客，也最爱听艺文界的一些马路消息和八卦新闻。
她还非常了解评者的本行与专长，也知道他们的相关兴趣。美国开国史学家埃德蒙·摩根就常收到芭芭拉寄给他与美国开国史无关的书籍，请他写书评。摩根说他多年后才恍然大悟：“芭芭拉让我有心灵成长的机会。”
芭芭拉总是办公室中最快乐的一个，她常常会给作者们送去香槟，甚至还会借钱给他们花。虽然这里的家具都是二手的，办公室环境也是乱哄哄，但是在这里你却能见到许多名声显赫的作家———他们都心甘情愿来充当“爸爸和妈妈”的助手。
而西尔维斯对待工作的热情则是带有传奇色彩的。几乎每一个供稿人都能讲出一些类似的经历：在平安夜收到装着印刷盘的包裹，或者是在普罗旺斯的村屋里接到西尔维斯打来的长途电话———对方要求把某个强调的词语去掉。所有这一切，用西尔维斯最喜欢的话来说，都是为了把每一篇文章都“做强”。
不看《纽时书评》，一定读《纽约书评》
43年来，这份杂志（一年出20期）已成为美国最好的一本书评期刊，而且它还是自由主义的重镇，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不屑看《纽时书评》，但一定要认真细读《纽约书评》。
杂志创始时正是越南战争时期，美国的民权运动进行得如火如荼。杂志对于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冲突事件都有着敏锐的触觉，而对于美国国内出现的种族主义现象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一大批新左翼的作家成为杂志的主要供稿人。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杂志引领了“一种政治和文学结合的风潮”。“9·11”事件爆发后，杂志原有的那种战斗本性又被激起了。许多编辑从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关塔那摩监狱发回通讯文章，对布什政府提出了尖锐的抨击。
现在的《纽约书评》无论在政治领域和文学领域，都有了许多竞争对手。76岁的西尔维斯依旧孜孜不倦地工作着，但人们已经开始为他的接班人操心。曾经有一些谣言流传过，但是最后都无法证实。而西尔维斯本人被问及“是否会考虑找一个接班人”的时候，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心思都在我的下一本杂志那里，”他说，“我必须为接下来的一期又一期杂志而绞尽脑汁，还要请别人花上好几个礼拜去写一篇书评。对于我来说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一个重大的责任。”或许，他在用这样的方式给出一个否定的答案。
（本版文字 廖嘉晋） 上图：芭芭拉和西尔维斯是合作无间的搭档———芭芭拉戏称他们是“爸爸和妈妈”。
(观宇/编制)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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