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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运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企业管理职业化进程，在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习惯运用企业管理学经典的“四要素”论以图提高企业运营绩效之时，国内有学者对这一自上世纪创立的管理学经典理论提出质疑。9月26日，这位不惟权威论的实践主义者——知名管理学家王建国登坛中联重科，他作为中外名家系列讲座中联重科分场特邀的第31位嘉宾，首次在家乡提出并传播自创的现代六维管理理论，引领湖湘企业家发现企业管理中熟视无睹的“灯下黑”，以及西为中用的管理体系中虽时过却境未迁的“盲点”。王建国在演讲。熊伟 摄
经典论像“唐三藏”
现代西方管理理论将管理的职能概括为四点：计划、组织、领导、控制，这个被西方视为金科玉律的管理学经典，王建国发现其存在着“先天缺陷”，这套理论只关心企业做事效率，却全然不顾所做之事是否合理，就像《西游记》里正邪不分的“唐三藏”。
王建国举例说，根据“四要素”理论，凡是通过计划、组织、领导、控制协同作用，使企业运营卓有效率的企业，不论其生产的产品是黄油、大炮，还是害人的鸦片，都可称得上是科学管理下的成功者。他认为，这种将管理学惟工具论的定位，在面对不可为而为之的经济活动时，容易陷入“助纣为虐”的两难处境。为此，王建国创立了现代六维管理理论。在该理论体系中，他将管理按权重大小，依次分为六个维度：
文化管理：怎样做正确的事
信息管理：怎样做真实可靠的事
知识管理：怎样用正确的方法做事
艺术管理：怎样做漂亮有美感的事
权变管理：怎样变通的做事
执行管理：怎样把事做成功
为什么要用六维管理理论改造西方管理学？王建国认为，西方崇尚理性和科学，他们把管理的核心主要归结为科学和战略，归结为做事的正确方法；科学是抽象的学问，它只有在具有理性的，共性的和客观的地方才能使用，在非理性的、不具有共性和客观性的地方不宜使用；管理存在理性、共性和客观性，但更多的时候表现为非理性、特殊性和个性。所以管理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文化、艺术、信息和权变的管理。管理中科学的部分可以适用于任何地方，但文化、艺术，信息和权变的部分只能因时因地制宜。只用正确的方法做不好管理、办不好事情，比用正确方法做事更重要的是事情本身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同样，做事的权变性和艺术性也很重要——没有文化，知识可能有害；没有信息，知识无处施展；没有权变，知识僵化教条；没有艺术，知识空洞乏力；没有执行，纸上空空谈兵。
名家档案
王建国,湖南望城人，管理学家，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北京大学新市场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际MBA与案例教学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中国国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等；在北京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UNSW）、Monash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在国际国内学术期刊、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学术和评论文章，由他提出并创立的王氏1P营销战略、王氏六维管理理论，在学术与实业界引人关注。
“雷锋”PK“李嘉诚”
如果让您评价“雷锋”、“李嘉诚”谁更成功？以注重效率的经典管理学做工具评判，李嘉诚显然胜算更大。运用王建国六维管理模型为工具，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位财富天壤之别的名人，在成功的价值天平上难分伯仲。
六维理论中，文化管理的核心是为组织确立一套做人做事的行为价值标准，以此来判别什么事情是正确的事情，什么事情是错误的事情；判别那些事是应该做的，哪些事是不应该做的；哪些事第一重要？特别对于企业第一价值观的确定，以及第一、第二、第三价值的排序，王建国以著名诗人裴多菲“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一诗为“模型”，诠释文化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核心作用。
以“沃尔沃”，“奔驰”和“丰田”汽车为例，这3家制造技术不相上下但企业文化各不相同企业的殊途同归的成功：“沃尔沃”企业文化追求的是“经济诚可贵，豪华价更高，若为安全故，二者皆可抛（安全第一，豪华第二，经济第三）”；“奔驰”企业文化是“经济诚可贵，安全价更高，若为豪华故，二者皆可抛（豪华第一，安全第二，经济第三）”；“丰田”企业文化是“豪华诚可贵，安全价更高，若为经济故，二者皆可抛（经济第一，安全第二，豪华第三）”。三者不同文化确立了它们不同的追求和不同的资源优化配置排序，从而形成企业的不同个性和产品不同的核心竞争力。
在王建国的六维管理模型研究中，价值排序并无优劣之分，因此成功主要取决于对于第一价值追求的极端程度，他称之为组织的动力系统、追求方向和激情源泉。雷锋和李嘉诚各自虽追求不同，却均因做到极致，而自扬名经久。
“青草”or“皮鞭”御牛
当你需要一头疲惫的耕牛继续前行，可选择的方法有两种：青草或皮鞭。在王建国创建的六维管理模型中，“青草”占据一席，是为艺术管理。
艺术管理的核心是如何用艺术而非科学的理性，激励和领导不同的个人或团队追求特效和美感。人性有理性和共性的一面，更有非理性和个性的一面，一旦管理失去对被管理者的非理性和个性的敏感，它就不能用特殊的方法激励和领导特殊的人群。
艺术管理的境界是人性、自然、简单、和谐、特效和美感。比方某学校要对困难和富裕家庭子弟采取不同的学费收取标准，如果学校确定的学费标准是七千元，却要向富人子弟收取一万元，这笔学费肯定难以收上来；但如果学校将学费标准确定是一万元，同时出台规定困难家庭子弟可补贴三千元，学费就容易收上来了。这两种收费方法在科学上是等价的，但在艺术上不等价。由此可见，没有艺术，科学的“表情”可能是冷漠和残酷，因此，在企业管理中，艺术与科学具有不同效用。
“钓”美眉与“卦”选郎
信息对于管理和决策的影响，王建国讲了两个故事予以说明。
一个是现代版的“孔雀公主”——某男子钟情一美眉，欲求之却恐遭拒，多方了解该女子爱好及生活习性（收集信息），选取她常去的某电影院，制造际遇机会，初步博得她的好感及信任；随后，步步为营，在该女子的生活小区频频不期“巧遇”，通过人为制造的“缘分”（以充分掌握女方各方面信息为前提），辅以其老道的恋爱技巧，终获芳心相许。另一个是老旧婚恋——某深宅女子待字闺中，有张三、李四两郎同时托媒求亲，女子对两人毫无所知（信息为零），却被要求两选其一，无奈，在人为无法决策情况下，只得卜卦求果，听任命运安排。
王建国认为，在六维管理模型中，信息管理的核心是获得事物的确定性程度，力求做真实可靠的事情。事物确定性程度的信息是决策的依据，没有信息，用于作决策的知识就失去了舞台。没有关于事情确定性程度的信息，做事就是盲目的！盲目地做事，天大的本事也是白搭。在管理中，信息的获取和真实性确认十分重要。完全信息叫确定；完全没有信息叫不确定；部分信息叫风险。信息是科学决策的前提，有信息的条件下用科学作决策；没有信息的条件下，科学决策往往容易失效，或者鞭长莫及。
吃“王八”与养“水鱼”
长沙“水鱼”由贵到贱的故事，也成王建国六维管理之知识管理的分析案例。
他说，多年前，长沙某餐馆以昂贵的野生水鱼主打致生意火爆，很多人吃过抹嘴走人却不做他想，独有一人，从身价不菲的水鱼上看到了商机。他首先找来一位善养牛蛙的人，请他以此道探索养水鱼的彼道，随即找来有钱投资的朋友，3人合计成立个公司，专事水鱼养殖。他的一个创意，使知识和技术通过创新，价值在市场获得升华。
王建国认为，六维模型中知识管理是以战略管理为核心，科学、策略、制度、流程和技巧等管理手段都是知识管理的范畴，它以文化和信息为前提，以理性、普遍性和客观性为基础。但是，在事情本身是错误的、不确定的和没有普遍性的以及决策者是非理性的和主观的情况下，知识管理没有用武之地。
西方管理学主要是一套知识管理系统。知识具有普遍性、通用性和可学性，不可能长期垄断，创新是保持知识管理领先地位的惟一途径。
“厚黑学”与“空城计”
过去人们对“无商不奸”潜规则的遵从，在倡导诚信的新商业文化时代，急需调整与摈弃；类似的，曾经大玩“空城”之计的诸葛孔明，若在当代再如法炮制必定玩完。王建国由此延伸出六维管理之权变因素，提出权变管理的核心在于权衡环境变化。
王建国指出，环境变化，文化价值观会随之变化：过去正确的事，到现在可能就不对了，今天的不合时宜到明天可能又很正点。上世纪70年代，投机倒把是为非法，现在却鼓励商品流通。知识也是如此，牛顿力学因爱因斯坦相对论而显片面。信息是环境的标识，会随环境而变，环境也将改变艺术标准。他由此得出结论：变化的环境下，企业需要变通管理方法尤其变通控制方法，以达到管理的动态满意；不懂变通，文化、信息、知识和艺术会成僵化无用的东西。
“嫦娥”与“莱特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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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百姓飞天之梦靠“嫦娥”遥寄了数千年，到上世纪初美国“莱特兄弟”成功造出人类首架飞行器，人类飞天才真正从梦想变为现实。王建国认为，成功的企业管理亦同此道，首先要有激情与梦想，再通过寻求规律，以科学手段达成目标，这即是执行力管理。
执行力管理是通过对文化、信息、知识、艺术和权变五种执行力的协调管理，以达到整体执行力最大化。执行力是整体而非单维概念，五种单维执行力之间的关系遵循木桶原理（即本桶乘水高度由围板中最短块木板的高度决定——编者注），其中任何一种执行力的缺失，可能导致整体执行力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丧失。没有文化执行力有如“行尸走肉”般做事，这时其他四种执行力会因灵魂统领而失效；没有信息执行力有如“蒙上眼睛”做事，决策失去信息依据，此时知识执行力等于零，文化、艺术和权变执行力会“深一脚浅一脚”般大打折扣；没有知识执行力有如“赶鸭子飞天”，它使其他执行力失去效率；没有艺术执行力有如“用鞭子赶牛耕田”，不能有效激励和领导人们积极工作，这时其他执行力将事倍功半；没有权变执行力有如“食古不化”般做事，会大大增加其他执行力失效的机率。因此，管理的整体执行力，是五种执行力平衡协调发展的综合结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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