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项目为何批量倒下

　　文/沈望舒

　　笔者涉足文化、文化经济领域的实践研究，粗算已有二十余年，参与“十五计划”、“十一五规划”的各级文化分项规划工作，大致有了三十多个文案的经历。

　　喜者，目睹了我国各界对于文化产业理念“认知、认同、认购”的发展历程，文化产业建设纳入国家战略，成为经济新的增长点；

　　悲者，眼见众多红极一时的“人造文化景观”轰然倒下、无数社会财富瞬间灰飞烟灭，而且并不深究其教训的后继者，仍在源源不断地盲目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热潮”。

　　“朝阳产业”成为资本陷阱

　　深圳“锦绣中华”1989年的成功，被认为是主题公园这一旅游新产品在国内的首次亮相。此后十余年间，首轮建设高潮使主题公园遍及全国大部分省市。

　　然而“主题公园之船”航行不远便大多沉入市场经济的海底。有数据显示，“这些‘船’上，沉淀了3000多亿元资金”。

　　世纪之交又掀起第二轮热潮。2003年又有消息传来：中国2500家主题公园，投资超亿元的89家，当初上马的主题公园存活率不足20%，给中国旅游业造成的损失不下3000亿元；国家旅游局调查表明，国内主题公园只有约10%赢利。

　　2004年在上海万豪酒店举办的“中国主题景点国际高峰会议”，一方面强调主题公园是朝阳产业，其经济带动力1:4，即园内消费1美元，园外消费可达4美元，到2005年底全球主题公园的35%将在亚洲；另一方面披露中国有1500亿元巨资“套牢”在各类2500个主题公园上，它们中70%亏损，20%持平，10%左右赢利，大约2/3难以收回投资。

　　今年2月，又有专家撰文，从一系列破产案谈及近十年涌现的千余家旅游主题公园已倒闭80%的现象：最盛时，类似“西游记宫”、“三国城”等人造景观就达729处，总投资超千亿元……

　　文化经济投资、文化产业经营同其他领域一样，失误与失败不可避免，因为市场条件极为复杂。但是如此大范围、长时期、大规模耗损社会财富，除去各方人士多有论述的内容外，还有更深更高层次的问题，涉及规划工作理念和文化产业链的缺陷。

　　如今所做的一些规划，无一不是在标题上或实质意义上的“发展规划”；而“发展规划”的前提是需求，目标是对需求的满足度。但是绝大部分已成案的规划往往缺少对客观社会文化需求的认真调研。

　　有的是用世界总趋势、社会总发展、理性总推断来代替需求，也有相当多的文案，则是完全不讲需求状况。没有需求，不了解需求，何谈生产供应？这本是常识常理，然而在文化专项规划工作中，客观需求的不清晰却几乎不被当作问题。

　　在相关文案里，列在第一部分的内容，除了成就，主要是不包括“需求”的文化资源。“资源依赖型”的主观盲动决策习惯，造成文化项目灰飞烟灭，在文化建设中没有树立“需求依赖型”、或称“社会健康文化消费需求针对型”的规划意识。

　　离开文化生产力的素质，不顾一般经济发展领域已有的先进性成果，单纯讲“发展是硬道理”、“重在建设”的词句，而不论发展的内容质量、建设与满足需求的关系，其后果往往适得其反。

　　盖大楼、圈大地式的规划

　　现代社会产业为保持自身发展活力，无不加大对研发阶段的资源投入，以此实现产品、服务的与时俱进，形成主打业务及时的更新换代，从而在市场竞争中尽显强劲的发展势头。

　　然而极度依赖个体人脑创意想象能力的文化产业，应以开启人的心智功能为重中之重的文化领域规划，在国内许多地方，几乎没有高端创意研发方面的制度机制安排，以及在文化原创领域汇聚资本、信息、人才等的战略性措施。

　　笔者所见的文化规划有太多的跟进式、尾随式的雷同，太多的盖大房、圈大地式的“指点江山”，太多的低文化、低科技含量的急功近利。文化创意力量和层级的总体低下，怎能指望各个文化行业得到智力支持和智慧保障？怎能源源不断推出凝聚高文化、高科技，富于世界眼光和独特感召力的品牌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呢？

　　多数地方大而不强的文化制作生产环节，尽管多年来得到最多的资源，受到规划最多的关照，但空有做强的欲望，却长期苦于没有人见人爱的出版选题、表演题材、拍摄剧本、追捧人气，于是开工不足。

　　神州大地琳琅满目的文化商品，“世界工厂”巧夺天工的制作能力，却陷入“有效文化供应力”不足、“文化消费吸纳力”太弱的窘境。

　　以全国文化中心城市的北京为例。国内游客到欧州人均消费3000欧元，到澳州人均消费2500澳元，在香港人均购物3000港币，但抵京后人均消费只有千余元人民币，人均购物350元人民币，在名胜古迹人均购物仅1.61元人民币，旅游者有消费欲望和消费能力却实现不了消费。

　　北京有着7039处人文遗存、3400年建城史和八百五十余年建都史，却没有多少让别人感到值得购买、可以购买的文化产品，着实令人生叹。

　　原创高端的薄弱，必然使中下游产品的开发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世界级现代文化品牌群的梦想离我们还十分遥远。

　　文化分项规划的非人文现象

　　一些文化分项规划却意外地存在忽视人的因素的趋向。

　　这类规划所谈“以人为本”，其“人”首先应是创造优秀文化产品和服务之人，因为他们是行业和产业的主体，没有他们的杰出劳动，社会之“人”就不会得到专业化、职业化水准的文化服务。就像《奥林匹克宪章》谈及以人为本，强调的是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然后才是热爱体育运动的“人”……

　　在大量的文化分项规划中，前面部分段落有无主语之嫌，但可以理解为是政府意愿；只有在后面一段“保障措施”里，才会谈到文化从业队伍的问题。即使在冠以人才培养的内容里，较多的也只是涉及具体文化机构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

　　中国文化产业缺的是有文化见识、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经济运作能力的文化决策者，以及富有文化热情和文化资源配置实力的文化投资置业者。只有这两类人多起来之后，文化建设上的可干之事、能干之事、值得大干之事才会多起来，执行层面的管理者和专业人员才有用武之地。

　　各级文化分项规划自然应将各类文化领军之人，为文化可持续投融资之人，用文化和科技开辟道路之人，在文化各领域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之人，在制作生产供应流程上工作之人当成主体，作为全神贯注加以沟通、尊重、激励、保护的对象，这才是真正以人为本，才是对将要享受文化产品与服务的社会之人利益的尊重与维护。

　　从专项文化规划的角度，应该将产品链要素环节岗位者的意义作用及成长所需要的职业条件前置，并施以浓墨重彩，彻底扭转文化规划见物不见人，见事不见人，尤其是难见文化建设者、投入者、置业者身影的非人文现象。

　　“出版大国”的尴尬

　　在文化产业的起步阶段，面临巨大的资本不足的困难。笔者在调研中发现，无论国有还是民营文化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面临资金链断裂的窘况。

　　各种文化创意、文化项目、文化产品，因为几乎没有可抵押物，没有担保者，没有历史形成的认知、认同、认购的公信力，难以从国内合法金融体系得到可持续的、规模化的投融资保障。

　　沿海有些省市由于经济发达，民间资本相对填补了文化企业的一些缺憾，但是代价成本是合法金融机构的数倍；京城等大城市中的文化企业受困于资金瓶颈的限制，只能做一些维系生存的中低档产品、项目，无法问津基础型资源化建设。不能设想对高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能与国外同行一拼高下的原创研发，麾下有一批杰出的人力资本却无力实现职业抱负。

　　多数规划中，除去国家财政对公共文化投入外，关于文化产业正常的获取资本资金渠道涉猎甚少。不解决“钱从哪来”的路径问题，文化产业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消费流的汇聚度显然不能高估。

　　假如对于文化产业，不能从特许经营权者或土地拥有者的价值认定中走出来，文化符号、文化人才、文化内容仍青睐于房地产开发、生产线引进、大房子建设，其战略高端和文化生产力核心素质就会被继续冷落下去。

　　在以往所见文化规划中，还存在领导组织协调力缺位、不到位的现象。当文化市场成熟度不够，文化产业尚无公信力、权威性很高的行业组织时，政府作为最大公共资源管理者，其领导组织协调工作是必须的。

　　我国的文化产业辐射半径不大，文化外贸虽然因民营文化企业的作为亮点大增，但总量徘徊。号称出版大国的中国出版业，多年来书刊报、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的总体出口额，仅为世界出版贸易的4‰左右。文化外贸发展速度不理想，自然与文化产业链完善度、文化生产力素质等综合原因相关联，但领导组织协调力不够也是不可小视的因素。□

　　（作者单位：北京市社科院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