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观察之刘阳专栏

　　多年前初读黄仁宇，觉得他把历史梳理得别开生面。随后不断看到有人引用他的“大历史观”: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过程，就是从非数目字管理向数目字管理过渡的过程，中国近百年来的曲折莫不与此相关。

　　掌握“用数目字管理国家”的能力，似乎成为历史发展的目的。有了“目的论”的终极承诺，肯綮一通百通，就连国共两党的历史角色也摆平了:大家原是一场接力赛里的兄弟，政权更替的暴力过程，在“大历史”的观照，其实只是两个队友在交接棒。

　　相对而言，“数目字管理”是一个偏重技术性的概念。它不重视“数目字”背后的文化差异，不强调“管理”背后的价值关怀，似乎现代文明的产生很可能是一个“技术活”，只要中国人下决心不再做“糙哥”，就能完美复制一个现代文明。大陆读者从回避价值判断、实用主义至上的当下语境出发，在诸多对现代化的描述、分析与想象中，显然对这一乐观立场产生了热烈的共鸣。

　　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的转变固然不易，但事实证明，“权力社会”向法治社会的转变更为艰难。中国的进步显而易见，尽管每年在GDP增幅之类统计数据上，地方还热衷于和中央玩拧毛巾的游戏，但毕竟在行政手段之外，近年来，央行已开始学习动用利率杠杆调控经济。

　　不仅如此，我们的生活已经呈现出一幅“数字化”的景观。人们对不能用数字表达的观念似乎已提不起兴致，例如，效率是实打实的一组数字，而公平只是一个供讲述的观念。“绿色GDP”考核指标，至今无法顺利纳入官员考核体系，笔者认为，指标数字背后的内涵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执政新理念，其中蕴涵着强烈的人本关怀，以至于传统的权力分配结构和政府运作模式一时间竟无法消化。症结于内，外显为中央政令不畅，行政法规、部门立法与宪法原则的龃龉。

　　可见，由技术官僚主导的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在技术层面上已临极限。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有识之士不断论及中国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必须依靠全面推进包括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改革来清除，改革必将是波及执政者利益的一场“自我革命”。

　　没有合理的制度，不仅不会有正确的数字，更不会有对正确数字的合理解读。例如，基尼系数本是显示一国贫富差距的实打实的数字，但究竟如何解释，技发于心，则又生出许多“技巧”。而所谓“科学的统计数据”，统计学里有一个最具反思精神的概念叫做“统计撒谎”，提醒人们对数字别有用心的使用。与之相映成趣的是，在中国被宣传到几乎家喻户晓的国际惯例，大多都是关于收费的。

　　“数字化生存”与“信息时代”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尽管中国依然艰难地走在通往“数目字管理”的变革之路上，但在登堂入室之后，政府迅速掌握了信息技术，并发展出一套“哲学”，以确立其信息管理方式的合理性。数目字管理的能力越强，对资源的支配就越有效率，信息的控制成本也就越低。当对权力的制约仅仅来自上级的时候，其危险就在于它将诱使管理者不再关注问题本身，而是用心于对有关问题的信息的控制。

　　在数字化时代，占有并提供信息、利用与开发信息，都可能收入不菲，网络在这方面示范作用明显，纳斯达克把最健康的财富梦想空投到中国。而控制好信息，同样也能暴敛横财，最新的例子是湖南郴州腐败窝案中的市委宣传部长樊甲生，被称为“矿难新闻灭火队”。当矿难发生后，樊甲生监督新闻监督，在第一时间对消息进行封锁，事后从黑矿主那里获得矿山干股或现金回报。而最近的案情进展是郴州“首贪”纪委书记曾锦春被纠，樊甲生不过是负责“信息控制”的专职马仔。

　　这一个案凸显出当世界已经步入信息时代后，中国式的“数字化生存”的一体两面:数目字管理能力与信息控制的结合。没有价值观的数字管理，模糊了管理与控制的差别。

　　根据美国学者新近以印尼为样本进行的研究，由于政府官员有多种办法隐藏腐败信息，公众获知的渠道非常有限，当公众感觉腐败程度恶化0.8％时，真实腐败程度其实已然飙升了10％。信息的不对称，加大了监督的难度，持续损害着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在经济领域则体现为信用匮乏、交易成本居高不下。

　　小到几个人的公司，大到几亿人的国家，信任的崩溃先于组织的崩溃；依靠“数目字”维持的利益苟合，只求短期回报，难做长久预期，遑论“可持续发展”。波兰社会学家深入考察本国的社会变迁，以统计数据为依据，得出民主与市场化改革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重建信任的结论。

　　要改变危险的临界状态，只有依赖信任的重建，赋予数目字以价值观。事固任重道远，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没有信任，何谈和谐？执政党及时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无疑颇具远见，深怀理想。

　　(作者任职于《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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