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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0月6日晚8时，毛泽东主席逝世治丧活动的宣传报道刚刚结束，“四人帮”被一举粉碎，在这场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决战中，作为国家电台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
讲述人：杨正泉
杨正泉，1940年出生，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1993年4月调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兼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现任全国政协委员、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会长，中国人权研究会副会长。
曾亲自组织和主持过毛泽东主席逝世、周恩来总理逝世、尼克松总统首次访华、“9·13”林彪叛逃、粉碎“四人帮”等重大事件的宣传报道，这些经历都写进了他的著作《我与广播》一书中。
文/图 记者赵琳琳
10月6日晚
预感出事：交出直播间钥匙
1976年10月6日晚7时左右，吃过饭后，杨正泉正在和几位同事在院子里散步，忽然，几位身着黄色军装的军人未打招呼就匆匆走进位于北京市复兴门外广播大楼的院子，径直前往中央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的办公室，为首的是中联部部长耿飚。
“那天晚上，中央台的气氛异常紧张。从这人进入后，局长办公室外屋穿军大衣的人不断增多，不一会儿又搬来了被褥。接着是警卫战士频繁调动，增设了岗哨，增加了执勤人员，而且是全副武装。”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副台长的杨正泉回忆说，“我在电台工作多年，从未见过这种阵势。为了探个明白，我赶紧向中央台的节目传送间走去。一路上，气氛格外紧张，一道又一道地严格检查证件，在节目传送间门口增设了岗哨，直播室门口有两位持枪战士分列两旁，明晃晃的刺刀在灯光中闪烁。”
“文革”后，陈伯达已经命令把直播统统改为录音播出，中央台的直播室也已不用多年了。但是那天晚上却格外不同，不仅增派持枪战士守卫，不一会儿，中联部副部长冯铉和张香山两人来到直播室，坐在直播间门旁的沙发上寸步不离，然后把杨正泉叫过去，吩咐赶快把直播间的钥匙找来交给他们。杨正泉确信发生了大事，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
10月6日深夜
信号：停播“按既定方针办”
直到10月6日晚11时零5分，邓岗紧急召集中央电台和有关部门领导人会议，邓岗说：“根据中央的指示，最近宣传中有一句话‘按既定方针办’不要再宣传了。一定要把住！”“这句话是作为毛主席的‘临终嘱咐’而大讲特讲的，张春桥、姚文元多次强调宣传报道中都要突出这句话，现在怎么不提了呢？这是一个明显的信号。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完全是‘四人帮’伪造篡改的。”
邓岗就这件事的传达范围问题作了严格规定，并一再强调注意保密，他说要首先从发稿上把这句话卡住，立即执行。那天晚上的节目尽量改，第二天早上从全天开始播音起，一定要卡住，不许再播出去！一切节目都要审查。
10月7日晚
明朗：停止姚文元分管广播局
10月7日凌晨2时30分，上级通知中央台包括节目预告和补充音乐在内所有的节目都必须经过统一审听后才能播出。过了两天，随着局势的明朗和稳定，由全部审查节目改为重点审查，又过了两天，把全部节目的审查任务交给了局、台里，局里又把此任务交给了中央台，中央台成立了审听把关小组，持续了一段时间以后，恢复了正常的审稿播出制度。
根据杨正泉的回忆，10月7日晚10时30分，邓岗召集会议，这个时候才正式宣布了耿飚和邱巍高到广播局来的事情，并宣读了华国锋的亲笔信。信中说，“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
大家仔细掂量每句话的分量，邓岗提醒说，“过去的联系渠道结束了，我想同志们是会理解的，耿、邱二位同志是中央派来领导我们的。”大家本来就心照不宣，至此已不言自明，过去由姚文元分管广播局，这条渠道中断了，一些猜测和预感得到了证实，大家露出欣喜之色，互相交换着眼色。
10月8日深夜
暗示：两个《决定》传遍全中国
“10月7日他们已经得知，中央将发布重要消息，要中央台做好播出的准备。发布什么？是把‘四人帮’给端出来？根据过去的经验和传统做法感到为时过早，在没有稳定局势，人们还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之前，是不会这样做的。是否宣布中央领导班子成员或者职务的变动？似乎也不可能。究竟将播出什么呢？”
杨正泉说，因为对内容心中无数，对广播宣传的规模也就无法确定。当时有两种播出意见，一种是准备做大，按过去有重要广播的做法，打乱正常节目另作安排，中央台两套节目并机播出，组织记者采访群众反应和可能出现的游行庆祝活动，制作录音报道。另一种意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广播宣传应基本正常，与平时稍有不同，既让听众感觉到什么，又不明确知道是什么。两种方案同时提出后，经请示中央，同意了后一种做法。
10月8日夜12时，也就是9日零时，中央台首次广播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中共中央“关于出版《毛泽东选集》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各报在第二天见报，头版通栏标题。中央台在距离全天播音结束仅有1小时35分钟内，两个决定各播出了三次，迅速传遍了全国。9日又播出了17次，用纪录新闻速度播出一次。中央这么适时公布两项重要决定，其中的奥妙和意义自是不言而喻。两个《决定》的播出，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拥护。为此，中央台又接连不断地报道了各地的反应，形成了一次宣传高潮。
10月17日开始：
举国狂欢 庆祝粉碎“四人帮”
杨正泉回忆说，此后的宣传报道有严格控制的一面，也有着力加强的一面。如何能够真正吃透中央的精神做到恰如其分却并不容易，耿飚后来回忆广播局这段工作时说，“这些事下边和外边都不知道，电台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我在那里呆了8天，8天可真是战斗生活，连晚上睡觉，衣服也没有脱过。”
不管宣传上如何注意策略，由于中央的内部通知和宣传上的引导，人们已经在广泛传播“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当一旦证实了这个消息，群众中便爆发出无法遏制的热情。10月17日，上海200万产业大军首先走上街头游行庆祝，18日，由中央台广播了这一消息。接着，上海700多万人，天津200多万人走上街头，规模越来越大，情绪日益高涨，大家欣喜若狂！
在这种情况下，北京人也憋不住了！有的单位、机关自发地在院子里游行庆祝。这时，中央决定放开，让大家走出来。10月21日，北京150万军民涌上街头，涌向天安门广场，第一次公开喊出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口号，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至此，在粉碎“四人帮”16天后，中央台的宣传报道才完全放开，中央台组织记者四处采访，集中连续报道了各地的欢庆活动。中央决定，10月24日，在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并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电视台（即现在的中央电视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大会实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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