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

　　如果我们按1600年时哪国能借到大量公债、哪国没借公债将各个国家分成两组，那么你会发现，400年前国库里金银万贯的国家今天基本都贫穷落后，而当年靠发国债发展的国家今天基本都经济发达。

　　首先让我们看一下最近的经历。从1982年到2004年，国债余额的年增速在25%左右正是由于现代金融和证券发展，中国过去二十几年的国家理财策略已从本质上不同于传统中国朝廷的手法，能敢于利用公债市场把未来的钱借到今天花，也不怕靠财政赤字发展今天的中国经济。这些新的国策使中国经济得以持续增长。

　　我们以清代为例，看看它与当前中国的差别。从统治者的角度讲，他们最怕的应该是在国家出现危机、社会动乱的时候，国库里没钱，财政上入不敷出。事先规避这种危机风险的手段大致有两种，其一是多存钱，往国库中存的越多则越好；第二种手段是靠事先尽最大可能地发展国力，不仅把到手的钱都花完用于发展，而且还尽可能借钱发展，透支未来的收入先发展。这两种经济国策实际上类似于宋朝王安石关于开源与节流的辩论，第一种策略强调节流，而第二种国策强调开源。过去二十几年中国的发展国策及美国历年的策略都属第二种，而以往中国各朝的经济方针基本属第一种，这种国策当然也跟儒家思想非常一致。

　　我们也可从国家财政收支来细看晚清的发展经历。据史载，从康熙中叶开始，每年财政盈余约500万两，到乾隆中期以后年均结余在1000万两左右。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国家财政结余高达760万两。这些数据说明，虽然按照传统儒家的理财观念晚清的结余太少，当时的经济国策从根本上看很荒谬，在两次鸦片战争都失败同时又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朝廷不仅不想法子把未来的收入透支来加速发展国力，反倒还一心放在“节流”上，只想到往国库多存钱。结果是，国力相对其他国家继续衰退。

　　相比之下，在当代中国，自1982年开始，不仅年年有财政赤字，而且赤字由当年的18亿元增长到2003年的2916亿元，财政赤字占GDP比由1982年的0.33%上升到2.5%。正如前面讲到，在此期间国债也从几乎为零增长到今天的2.9万多亿元国债余额。这种靠赤字推动增长的经济国策当然有悖于传统中国的理财观念，但有了这些赤字和国债之后，今天中国在世界的地位反而比任何时代都强。两种国策，两种结局。

　　明朝国库藏银约1300万两，朝廷甚至储存了足够吃9年的谷粮！印度国库则储藏了近6000万两金银。美国利用国际资本市场靠赤字增长，这可能是最有名的案例了。(作者系长江商学院访问教授，原刊于《证券市场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