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云人物采访记》一书的序言中，法拉奇写道:“今天的历史发生之时就会被写下来。我因此而喜欢新闻业，我也因此而害怕新闻业。新闻是非凡、可怕的特权。意识到这一点，肯定会让你一次次地觉得自己无力胜任。当我碰上重大事件或者大人物时，我会感到痛苦，担心自己的眼睛看不过来、耳朵听不过来、脑子理解不了那隐藏在历史丛林中的虫子。”

　　尽管对她各界褒贬各异，但无可否认，她的独特性格造就的传奇永不再有。

　　法拉奇：性格造就独特传奇

　　在越南战场上，她看上去像一个孩子一样娇小、一样容易受伤，她的背包上写着说明，告诉人们如果她阵亡，将她的遗体运交意大利使馆。1968年，在墨西哥市采访学生抗议活动时，她身上中了两发子弹。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个子不高的法拉奇凭着她的勇敢和才智，成了世界上最尖锐的记者。

　　她说:“不管权力来自专制的君主还是民选的总统、残暴的将军还是受人敬重的领袖，在我看来权力都是非人性的、可恨的现象。我一直认为违抗压迫是使用获得生命这一奇迹唯一的方式。”采访基辛格时，她问权力让基辛格感觉如何，诱使基辛格说那就像“孤独的牛仔骑在马上，走在马队的前头，牛仔只身一人骑马冲入镇子”。采访中，法拉奇直率地问到越南战争，“基辛格博士，你有没有发现，那是一场无益的战争？”基辛格的回答是:“对此，我可以赞同。”

　　采访了霍梅尼之后，她被伊朗人包围了，他们想接触她，因为她见过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我的袖子被撕破了，裤子也是。胳膊和手都擦伤了。相信我:都怪霍梅尼。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他妈怀他的时候没有选择堕胎，真是太遗憾了。”

　　9月15日，77岁的法拉奇因病在佛罗伦萨一家私立医院离开人世。去世10天前她从纽约回到意大利。生命的最后几年，跟癌症搏斗的她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纽约，她把自己从意大利放逐出去，因为“意大利病得比我还重”。

　　法拉奇1929年6月29日出生于佛罗伦萨，她的父亲本来是一位木匠，后成为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之一，法拉奇也很早就作为父亲的助手参加了地下抵抗活动，帮助盟军士兵撤到安全的地方，这给了她学习英语的机会。16岁还在大学里学医的时候她就开始兼职做记者，21岁就被意大利最好的杂志雇用了，被派到好莱坞，在五六十年代报道电影明星，1956年出了第一本书《好莱坞的七宗罪》。

　　她曾经说她叔叔、著名记者布鲁诺·法拉奇痛恨报纸，只有她冒着危险去做战地记者，才能原谅她选择了这一职业。后来她确实成了一名成功的战地记者，从60年代中期开始，在之后的20多年里，法拉奇去过越南、南美、中亚和中东报道战争。这些经历也被她写成了畅销书，比如《印沙安拉》，是一部关于意大利军队驻扎在黎巴嫩的小说。

　　她职业生涯的开始是采访电影明星，但很快她就发展为采访国际政要，像邓小平、梅厄夫人、英迪拉·甘地、亨利·基辛格、阿拉法特、沙龙、卡扎菲。她会花上数个星期研究采访对象的细节，采访会持续六七个小时。她把采访比作做爱和勾引，她不喜欢用翻译(“两个正在做爱的人中间一个陌生人的身体”)，除了意大利语之外，她还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她的采访技艺非常高超，会为采访对象布下陷阱，她的采访风格令人刮目相看:情绪化、咄咄逼人地逼问、持续时间长。在采访当时的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种传言。法拉奇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了上述问题的肯定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之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存款和住房，对吗？”

　　如果说她最喜欢的采访对象是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那么她最不喜欢的就应该是伊朗国王巴列维了，因为对方说:“妇女很重要，除非她们漂亮、娇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1973年，法拉奇在米兰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说他要去采访被释放的希腊抵抗运动领导人帕那古利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安排好的对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采访，专横地说:“你不会走，但是我就要走了。”她后来说帕那古利斯能让她回忆起青年时期她视死如归的游击队战斗生涯，尤其是她的父亲。采访帕那古利斯时，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帕那古利斯回答说:“意味着要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按你看，人是什么？”法拉奇回答说:“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那样。”

　　二人后来一起生活了3年，她把自己比作桑丘，把帕那古利斯比作堂吉诃德，像保姆照看孩子一样照看了他3年。1976年帕那古利斯遭遇车祸，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谋杀了他的爱人: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法拉奇说:“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是值得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跟帕那古利斯的爱情还让她创作了两部小说，1975年的《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1971年法拉奇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穿着时尚，对皮具、珠宝和宽边帽子很有鉴赏能力，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在这样一个与她盛年时极为相似的时代里，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说，由于她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勇气无人可替代，我们试图将她一笔抹杀，以证实自己的合理性。”

　　“9·11”发生后，意大利《晚邮报》的编辑说服她写一篇文章。她写了1.4万字，题为《愤怒与自豪》，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你让我比较这两种文化？说实话，谈论两种文化、拿二者相提并论这种做法就让我恼火。让我们实话实说，我们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更漂亮……圣战会摧毁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我们或好或坏总是在想方设法去建设，去改变，去改进，去赋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说更少偏执，甚至完全没有偏执的世界。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毁灭。”她反对意大利接受移民，“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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