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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工龄最长的公交车售票员退休，他见证公交历史变迁 昨天，113路公交车退休的老职工，在北海公园举行了一次聚会。崔世宏作为今年最新加入的一员，这样的聚会对他来说，还有些陌生。天下着小雨，崔世宏和老职工们一起从北海公园的前门走到后门，回忆当初在公交车上的经历。
他在这一天找到了退休后的公交“组织”。
一个多月前的8月26日，崔世宏像往常一样凌晨3点多就起床了。突然想到自己已经退休，不需要去上班了，他揶揄自己，“唉，我真老了”。
就在前一天下午两点，他最后一次以一名普通售票员的身份，从113路车头走到车尾，又回到中门下车，结束了自己的售票生涯。42年，他成了北京公交车售票工龄最长的人。
上世纪60年代 家里没有闹钟看月亮去上班
崔世宏
当了一辈子首班车的售票员。1964年，18岁的他从电车职校毕业后分配到了105路电车上，从上班的第一天起，他就要凌晨3点多钟起床。
那时候家里穷，没有闹钟。他就靠看月亮和点蜡烛来计算时间。看了几天的月亮有了经验，知道月亮到了窗户中间就该起床了。没有月亮的时候就点蜡烛，一根蜡烛能烧一个小时，睡觉前点上，觉得没亮了就起来再换一根。根据蜡烛烧的位置来判断起床的时间。到了第二年，他才有了第一个闹钟。
上世纪60年代的冬天，老崔说要比现在冷得多。他每天早上3点多起床，可以看到玻璃上积着厚厚的窗花，有的时候玻璃都冻裂了。那时售票员没有统一的服装，他冬天裹着一个破大衣，戴着绒手套和棉帽子上班。而车上的女同志都一水的围着大围巾，只露着两只眼睛。他每站下车后，扶着公共汽车上的铁扶手再往里挤的时候，铁扶手冰得抓都抓不住。
那时候售票员没有专门的座位，每天从早上4点到中午12点，他都需要站着。
老崔说，那时候的公交车比现在挤得多，线路少，只有20多条。一停车，他两只脚卡住门，胳膊一撑，先跳下去。等乘客上完了，车门基本上就关不上了。他先使劲把乘客都推进去，自己再缩着身子一挤，车门就关上了。他记得最多的时候，一车人能到200个。“那时候乘客都习惯了，怎么推都不言语”。
他衣服的袖口永远最先磨破，皮鞋的两边也经常被夹坏。在他看来，车是没有饱和度的，“不管多少人，就从来没有挤不过去的时候”。
他在车里挤来挤去是为了打圈卖票。当时的票价是4分、7分、9分，最贵的是1毛1.每天早上，崔世宏领一块钱的流动金，全是钢镚儿，一分，二分，五分的。装在一个小袋子里，叮当响。等交票钱的时候，再把这一元钱还回去。到了车票涨到五毛之后，就再也没有这流动金了。
上世纪70年代 每月能拿45元放弃换工作机会
工作7年之后，老崔转到了13路无轨电车工作，后来13路改成了113路。
老崔说，自己从来没有什么理想，曾经萌发过当兵的念头，但是由于血压高，没有被录取。刚工作两年的时候有过换工作的念头，但是正好就来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过了，他的心也安定下来了，“人快到30岁，再转行也不容易了，没人要了”。
其实，他自己也喜欢上了售票的工作，本来有机会到清华大学的一个工厂当工人，他想了想还是拒绝了。老崔说他顾家，当售票员有半天的休息时间，可以好好照顾家里。而且在上世纪70年代，他每月能拿到45块钱，一般工人只有42块。这算是高工资了，让他很满足。
后来又有机会让他到检查组，负责检查售票员。他还是不乐意，他觉得每个售票员都挺辛苦的，自己检查他们，心里过意不去。做售票员只管检好票，心不累。周围的男售票员很多转行做了司机，他也不羡慕，“我干不了，害怕，我就适合检票”。
检票给他的另一个乐趣，是认识了很多熟悉的陌生人。
他常年走一条线路，看着很多孩子从小长到大。
113车队现在的陈队长，上高中时就天天坐老崔的车，记住了这个乐呵呵的售票员。有一些老乘客见了面就像他的老朋友一样。有些乘客退休了，看到他还在车上，就会调侃他，“哟，还干着呢”。老崔说和这些乘客之间，平时并不会联系，但是见了面都很亲。这也是他做售票员的收获。
在他出车的最后一天，他在车上碰到了一对去晨练的老夫妇，和他有几十年的交情。他说自己要退休了，那对夫妇非要陪他走一圈车。这一圈车，在老崔看来，就是这对夫妇和他的情分。
老崔说自己知足，说不定当初转成工人就下岗了，他不明白为什么现在有的年轻人，轻轻松松就能挣两三千还老是跳槽。他工作了一辈子，现在每月能挣一千多，“我太知足了”。老崔到退休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多跑几天车，还没过够瘾呢。42年，他只请了三天婚假，在他看来，“请了假也没事情做，不如出车呢”。有人劝他早点退休，他不干，“我不卖票我干吗去？”上世纪80年代丢下乘客追逃票没一个乘客抱怨
老崔对他42年售票生涯的评价是———太平常了。惟一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年轻时的追逃票经历。他说，一九八几年的时候，曾抓过两次逃票的。
有一次是在东四十条桥的豁口，一个年轻人死活不买票，车门一开，就跳下车跑了。
老崔说，他呼地站起来，追下车。司机把车往大马路上一停，也下去了。两人跟着跑到一个小胡同里，进了那人的家。逃票的人乖乖把一毛五分钱给了他们。
还有一次是两个售票员和一个司机全下车了，在三里屯，绕楼追了一圈，最后三个人围追堵截把逃票的人追上了，收了钱。回到车上，满车的乘客都乖乖地在车上等着。
“乘客没人抱怨，也没人逃票下车”，老崔记得，当时自己特认真，有劲头，就一个念头，哪能有上车不买票的。而且那时候年轻，跑得快，身材也瘦，乘客们也很支持。“现在估计不行，乘客该投诉了。”老崔说，到了90年代他就追不动了。而且，有些人很凶，他也有点怕，“动不动拿刀子，那还了得。”在80年代，他还碰到过一次乘客钱包被盗的。当时乘客要求把车开到派出所，老崔扮演了协调的角色。他说，希望偷钱的人能把钱包交出来。开始没人理会，老崔又说，如果不想当面交，就偷偷地扔到地上。过了几分钟，地上多了个钱包。在老崔看来，这几件已经属于他职业生涯里比较惊心动魄的典型事件了。
上世纪90年代 路上车越来越多却不为堵车着急
对于上世纪90年代最初的印象，老崔觉得，是公车上女同志们的衣服越来越花了，全民皆灰好像突然在某一天就改变了。而更深刻的记忆，就是车越来越多了，交通也堵了起来。穿行的路段突然出现了一座座的高楼。
他还记得60年代的时候，105路电车当时的路线是从西直门到天桥，中间经过西单和宣武门，城门楼还在。每天车都要晃晃悠悠地从城门楼子里穿过，经过的站点基本什么楼房都没有，空荡荡的，到处可以看到荒凉的草地，“农展馆还是个大河沟子，大北窑那更是什么都没有。”就是到了80年代，大马路上除了公交车就是稀稀拉拉的几辆出租车。
90年代以后，车突然就变得密密麻麻了，越来越堵，堵得让人着急。老崔说，原来每天他当班的时候车可以跑七圈，到后来就只能跑三圈了。
老崔在113车队是出了名的不着急。同事祥淑珍说，老崔心态特别好。别人一见堵车，不管怎么说心里总有点不痛快。老崔堵车的时候却也是乐呵呵的，常跟他们说吃不上饭了就晚点吃，没事。
老崔42年没有被投诉也和他的不着急有关，他说最重要的是自己别烦，和气点，礼貌点，耐心点，一切就都好解决了，“还烦什么呢，我都这么老了。”
2006年 末班车搭上IC卡一些记忆变遥远
到了2006年5月，老崔退休前的三个月，赶上了公交车换一卡通和改投币。他说，换上这个之后，售票员和以前比起来享福享大了。不需要再从头挤到尾检票了，也不需要离开座位了。那个两只脚卡门的记忆，已经变得遥远了。
老崔说，原来售票员报站全凭一张嘴，到了80年代有了红色盒子的喇叭，近几年才有了电子语音报站。现在不需要找钱了，只需要监督一下刷卡和投币就可以了。“以前知道自己一天卖了多少钱，现在不知道了”。
老崔说自己从来没有奢望过可以过得像现在这么舒服，体力劳动减轻了很多。但是，现在已经退休了，再也不能卖票了。想到不能每天起床之后和老伙伴们围在一起吃饭了，他直掉眼泪。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老崔总是很疑惑甚至排斥。他认为上报纸的人必须是特殊的人，而自己的一生太平淡了。他说自己没做过什么特殊贡献，没什么可写的。“登在报纸上，让街坊邻居们笑话”。退休之后，他准备多陪陪老伴儿，逛逛公园，听听戏，享享福，把忽略了多年的唱歌爱好重新拾起来。
在他看来，一辈子这么过，也挺好。
他拒绝拍照，在第二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是个阴天，他甚至戴了墨镜。他说，怕别人认出他来，不好意思。在一次下台阶的时候，他差点摔倒。摘下墨镜，他自己呵呵地乐起来。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张寒
人物简介
崔世宏
他从1964年开始做公交车售票员，一个多月前，刚刚退休。42年，他成了北京工龄最长的公交车售票员。
他经历过在公交车上挤来挤去是为了打圈卖票的日子；他也有丢下乘客抓逃票者的“壮举”；他很享受的是，与乘客间产生的“熟悉的陌生人”的乐趣。
他常年走一条线路，看着很多孩子从小长到大，也看着公交车从过去驶到现在。
老崔绝招
挤公交
一停车，老崔两只脚卡住门，胳膊一撑，先跳下去。等乘客上完了，车门基本上就关不上了。他先使劲把乘客都推进去，自己再缩着身子一挤，车门就关上了。在他看来，车是没有饱和度的，“不管多少人，就从来没有挤不过去的时候”。
不着急
老崔42年没有被投诉和他的不着急有关，堵车的时候他也是乐呵呵的，他说最重要的是自己别烦，和气点，礼貌点，耐心点，一切就都好解决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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