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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瑞金，记者听到一个新鲜的名词——“头届红”，瑞金市党史办副主任陈上海说，“指的是1928年到1934年这六七年间，红军到来，并建立了工农自己的政权，人民舒心地生活在一个新的天地。
“没有什么比让老百姓舒心更大的政绩，红色政权做到了。”
而当记者追问党史专家刘良，红色政权在瑞金建立时期，瑞金是一个什么样的面貌？生活在那里的人们是怎样一种精神状态？刘良告诉记者:你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几乎所有采访过我的记者都忽略过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个很深刻的问题。
刘良说:那是一个自由的天地，这个天地里，村民与领袖没有距离。可以随便评价领袖的穿衣戴帽，可以摸部长胡须，可以跟部长一起踢毽子——
苏维埃解放了童养媳
一片樟林翠绿欲滴，幢幢土黄色的古居掩映其中。站在那棵大樟树下，可以一眼望遍当年的阅兵场——一层的红军检阅台，二层的红军纪念碑，三角的公略亭，四面的博生堡，五边的纪念亭。静穆。壮美。
而现在这个被称作叶坪红色旧址群的所在，那时阳光灿烂，欢歌笑语。天性顽皮的孩子们在爬树掏鸟蛋、下河摸鱼的游戏外，发现了新的玩具和玩法，谢成笙他们把炸弹当成玩具推滚着玩；叶坪乡新院村的钟起材去年去世时84岁，生前给晚辈讲的最多的是儿时的游戏:“一伙人扮共产党，一伙人扮国民党，木头枪上绑着爆竹，点上火啪啪地响，打倒国民党。想起来就高兴，每天都是兴高采烈的。”孩子们的喜悦是最纯粹的，灿烂的笑脸一如当时叶坪的天。
“百姓们心情舒畅，街上行走的、田里劳作的，都是扬眉吐气的样子，千百年来受压迫遭剥削的历史被改写了，”做了几十年党史研究的刘良，曾采访过无数当年的见证者，“苏维埃政府开展的文化活动，极大地改变了当地百姓的精神面貌和生活习惯，从几岁的孩子到60多岁的老太太，都会唱苏维埃的歌，都会说一些新名词，像‘男女平等’、‘自由’，都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教育部副部长徐特立亲自抓的‘解放童养媳’运动，解放的不仅是妇女，她们的家庭也发生了变化，不再阻止她们出去工作了。”
94岁的谢桂香住在叶坪光荣院，当年就是一个童养媳。她对记者说:“开始婆婆不让出来，偷偷地上街，后来就习惯了，也不拦着了，我就到县里工作了，动员姐妹们剪辫子，剪成短发，开始都躲着，给她们剪了后，都偷偷地乐。”
90岁的宋有发娣在云石山乡云石山村新屋仔小组，9岁就做童养媳的她说:“16岁那年，我出去工作，经常回家晚了连饭都没得吃。就自己带饭，戴着袖标去宣传，动员青年们参军。”剪辫子俨然成了当时妇女解放庄严的仪式，而为苏区政府工作，显然是妇女们当时的时尚之举。
移风易俗活动也在当时的苏区开展得轰轰烈烈，破除封建迷信和生活陋习，倡俭戒奢。甚至连最难根治的抽鸦片和赌博，在当时的瑞金也彻底失去了市场，连国民党当局也这样承认:“赤化时，烟赌两项，可谓全部禁绝。”(《瑞金县志稿》民国30年版)
教育部长
教小学生读书
沙洲坝村的杨荣标是列宁小学的第一届学生，记者赶到这里时，听说他一年前去世了。瑞金市委宣传部新闻科长钟蔚山告诉记者，这个做了一辈子教师工作的老人生前记得最深的是，他参加县里算术比赛得了第一。还记得，徐特立家有台缴获的留声机，他们经常去听，还摸徐老的胡须。小学生可以摸苏维埃政权教育部副部长的胡须？听起来都新鲜，但那是事实。而更深刻的背景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十分重视国民教育。
1931年成立的列宁小学只有11名学生，3年后，瑞金已有初高级列宁小学258所，在校学生超过15000名。而据瑞金史志记载，直到1920年，全县只有10余所公、私立小学，学生不过千人。徐特立对列宁小学倾注的心血可见一斑。“教育部部长本来是瞿秋白，但由于瞿秋白一直在上海，实际由徐特立负责。徐特立一上任就创办了师资培训班，由他一个人负责全部教学工作，所有教材由他一个人编写，多数课程由他一个人讲授，只有音乐课由李伯钊担任。”刘良说。
跟做了一辈子小学教师的杨荣标比，88岁的杨荣禄当年不是个喜欢读书的孩子，按他自己说的，也上过学，但都是这耳朵进那耳朵出。但他有自己的乐趣:“冬天，我们都坐在祠堂门口晒太阳，吴亮平来了，拿出一个鸡毛毽子，我们就跟他一起踢，他踢得真好，可以从背后用脚后跟踢，踢得好高好高，以后，我们经常跟他一起踢。有时候，我还到他办公室去玩，他办公室有一只猫，见了我就凑过来。”杨荣禄说的吴亮平，当时是红色政权国民经济部部长，掌管着整个苏维埃的经济命脉。
杨荣禄跟记者说到踢毽子时有点兴奋，从小竹椅子上起身，做起了动作，仿佛回到了童年。
红色政权中央各部
在民居里办公
“还有就是瑞金人的自豪，那时候，得到的所有物品，包括战利品，粮食、布匹、药品、食盐、建材等等，要先拿到中央，再进行分配，物资十分丰富，也十分时髦，连手电筒都跟别处的不一样，三节电池，大头，其他苏区同志来瑞金办事，看到这一切后感慨地说，还是京城的东西好，甚至连‘一苏’会场门口挂的五角星都比别处大。跟现在外地人到了北京的感觉一样，”刘良说。的确，记者抬头看去，那个金黄色的五角星果然硕大无朋，仍焕发着熠熠的光彩。
走在瑞金两个著名的红色旧址群——叶坪和沙洲坝，到处都是古风犹存的赣南民居，这一个个民居中，当年几乎都住过红军。
叶坪是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办公地，当时的政府各部门，也在这片民居中，一间间狭小的民居，就是一个个部门的办公室。走进谢家祠堂，可以看到，沿着两边的墙壁，用木板隔成了15个小房间，里面仅容一桌一床。讲解员说，这就是当年苏维埃政权各部的办公室，外交部、劳动部、财政部、教育部、红色中华通讯社……里面的一切都是按当时的样子摆设的。
当今国家的许多领导机关和政府部门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根”。红军广场的格局仿佛浓缩了的天安门广场:红军阅兵台——天安门，红军烈士纪念塔——人民英雄纪念碑……
杨荣禄在沙洲坝看到了金子:“吴亮平办公室旁边的一个屋子，铸金子，我经常趴在窗户上往里看，把金子烧化了，倒到一个模子里，拿一根一尺多长的管子吹，冷了后，就造出了金币，圆圆的，像铜钱那么大。”杨荣禄说的那间房子是当时的中央造币厂。
领袖生活在
人民中间
谢桂香记着的却是关于领袖的生活细节:“朱德和毛泽东在我们家住了3个月，我那时候在县里工作，下班回来后，他们就跟我打招呼，‘老妹子，回来了，来来，给你好吃的。’有好吃的，他们总不忘了给我留一口。朱德粗粗壮壮的，穿着旧衣服，下部队时后背背一个大斗笠，拿着马鞭子。”
在沙洲坝村，记者听说了一个毛主席起名的故事，当时跟毛泽东的孩子毛毛一起玩的一位小朋友，名字不好听，毛泽东就说，给你重新起个名字吧，你比我们家毛毛大，他是小毛毛，你就叫大毛，怎么样？现在耄耋老人杨大毛依然健在，而“杨大毛”的名字叫了一辈子。
谢成笙回忆说:“我们家与毛主席当时住的地方就十几米远，父亲是村里主事的，毛主席经常来家里跟父亲聊天，还在我家吃过饭。”
43岁的谢学文是叶坪村党支部书记。当年的事情他当然无从经历，但他从爷爷谢益徭那里听到了许多:“爷爷当时是叶坪村民兵队长，‘一苏’大会期间，他带领民兵在村子周围放哨警卫。爷爷说，毛主席住在叶坪时，晚上经常到村民家里串门，讲话很慢，怕老百姓听不懂，说的话都很风趣，惹得老表们一阵阵大笑。”
可以想见，冬日的夜晚，红色政权的领袖与一群村民围坐在火塘边，边抽烟，边聊天，不时爆发出欢笑，那是怎样一个和谐的场面。
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不避讳，百姓跟领袖住在一个屋檐下，村民可以随便出入机关大院。从谢桂香那里，从杨大毛那里，记者更深地体会到了:什么叫鱼水情谊。
谢桂香现在住在叶坪光荣院，生活完全由政府承担。叶坪光荣院院长谢功浪告诉记者:“目前院里有79位老人，都是老红军、红军失散人员和苏区干部，最高龄的陈发姑已110岁。”
而沙洲坝村茅屋家小组85岁的袁春娣，清楚地记得跟自己前后屋住过的一个小脚女人和一个大脚女人，记者跟袁春娣面对面坐在她家门前的小竹椅子上:“我家前边有两个茅草屋，一个屋子住一个大脚女人，一个屋子住一个小脚女人。小脚女人40多岁，身体不好，我经常过去帮她，洗衣服、倒尿瓶，她就给我做衣服，给我好吃的，还给我盐。她丈夫不知道是个多大的领导，在长汀工作，回来的时候我见过，穿着红军衣服。他们两口子都是瘦瘦高高的，都很和气，叫我小妹妹。跟大脚女人接触不多。后来飞机天天来轰炸，小脚女人就跟着丈夫走了，好像是去了会昌。走的时候，她说想带我走，可是我做人家童养媳，婆婆拦着不让走。”
没有跟着红军走也许是袁春娣终生的遗憾，她的眼睛告诉记者。但是，她不知道的是，小脚女人跟着丈夫到会昌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南大门——筠门岭已被国民党攻占，那是1934年4月21日，4月27日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5月，建宁、永安、连城等县相继失守。
新生的红色政权危在旦夕，5个月后，8.6万中央红军被迫离开亲自打造的这块红色土地，开始了惊心动魄的远征。
下期请看《十送红军》
资料
中国的红色政权
赣州市党史办副主任、苏区研究专家凌步机说，中央苏区以江西瑞金为中心，辖有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和60多个县级红色苏维埃政权。5个省级苏维埃政权分别是以兴国、宁都为中心的江西省，以长汀为中心的福建省，以黎川为中心的闽赣省，以会昌为中心的粤赣省和以于都为中心的赣南省。中央苏区全盛时期总面积达8.4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达453万。以前有一种说法是总面积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250万，那是因为没有包括闽赣省。从现在的行政区划来说，当时中央苏区管辖的范围包括江西、福建交界的30多个县。
除中央苏区外，1929到1935年前后，全国还有10块比较大的苏区。
图一:完全靠红军自己的力量设计建造的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大礼堂，也是“二苏大”的会场。
图二:谢桂香
图三:袁春娣
图四:杨荣禄
图五:昔日瑞金。(资料照片)
图六:革命根据地形势图(1930年夏)
林汉志编制新华社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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