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讯

　　炮轰

　　我跟景天魁没有个人恩怨

　　记者（下简称“记”）：中国社科院刚评出最新的学部委员，你就对他们质疑没顾虑吗？

　　郑也夫（下简称“郑”）：从很大程度上说，我一点都没有顾虑。长期以来我已把自己边缘化了，没有任何权力，也没有权欲。无欲则刚，有权势的那些人，你们能怎么着我？

　　记：那你不担心别人说你跟景天魁有个人恩怨？因为你曾跟他一起在社科院社会学所工作过。

　　郑：我跟他没什么个人恩怨，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情太荒诞。

　　记：你所认识的景天魁是什么样的？

　　郑：我和他到社会学所的时间差不多，当时他是副所长。我说他的水准不高，他凭什么水准高？他要是水准高那得是天才，他半路出家，五十好几了才从哲学口进入社会学口的。有一次在社会学所，我们和外国社会学家座谈，他进来坐了一会就插嘴了，一插嘴我就脸红，太外行了。我替他惭愧，进来干吗啊？好几个人在那儿谈，都不离谱，却冒出一个副所长离谱。

　　“黑哨”

　　社会学界就像中国足球

　　记：景天魁这件事后，社科院有没有给你打电话？

　　郑：没有，保持沉默。我只是搅了一下局。我猜想他们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沉默，他们相信这个事会平息，没多少人会搭理。

　　记：你在体制内生活，为何又对体制不满？

　　郑：我的学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跟他们讲，在一个体制下，一直都捞到好处的人，能大骂体制吗？大骂体制的人往往是在体制下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批评社科院，我能得到什么好处？我只是希望这种学术评价制度公开透明一些。

　　记：你说“社会学界并不高尚，但也没有堕落到一点正直声音都没有。”不高尚的有哪些？

　　郑：可以说是在很多评价系统上有问题。群体内部都建立不好一个规矩，还建立社会的规矩？中国足球被那么多人骂是因为曝光，被别人看到球怎么踢得那么差？跟国外比起来差远了。只是大众不知道，中国的社会学其实和中国足球一样，跟国外比更是有距离，也会有假球、黑哨之类的，好不到哪里去，只是大众不知道。

　　论战

　　我的声音可以打破一言堂

　　记：你过去跟樊纲争论时，说汽车文明是夕阳文明，你反对发展汽车。你现在是不是也很想开车，可是又怕别人说你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郑：没有。我的观点实际上是世界主流的观点，他们没有人能争过我。当初跟樊纲交了一个回合后，他早就高挂免战牌了。

　　记：但这些年来，在中国的汽车厂商正烘托出一些气氛，包括一些政府部门也在鼓励民众买车。

　　郑：世界的方向是权势可以决定的，人家有多少钱，就可以运作多少有权的人。我能影响中国吗？活这么大岁数我知道完全影响不了。只希望我的声音使这个社会思想、文化多元化一点，可以打破一言堂，仅此而已。

　　尴尬

　　学生也越来越向钱看

　　记：很多人早年是从电视上认识你的。你当时是“电视明星学者”，主持过《东方之子》，做过《实话实说》的总策划。你如何从“电视明星学者”转为“民间思想者”？

　　郑：我给很多报纸写过专栏，那时跟电视走得比较近。后来离电视越来越远了，因为谈社会问题不行，空间小得厉害，所以就洗手不干了。

　　记：你从北京社科院到中国社科院，然后到中国人民大学，再到北京大学，单位换得很勤，是不是都是因为逃避？

　　郑：我是抗议，用我的行动抗议。在北京社科院和中国社科院我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我用离开去抗议。

　　记：你以后会不会感觉到没容身之处？

　　郑：你没看见我像游击队员一样，从一个单位跑到另一个单位吗？再跑就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记：你以后要是在北大待不住，往哪里去？想过没？

　　郑：想过，想不通，不干了干什么去？再说这点收入也是需要的，这个工作也是愿意干的。可是我走得越来越不顺利，在现在这个单位我有时候也给领导提建议，有时候也不是很顺利地被接纳，也有困扰，在这个学校呆着也会觉得苦恼。学生方面也有一些问题，比如我手上一分经费都没有，学生就不愿意跟你，现在的社会包括学生越来越向钱看，闹得我很尴尬。

　　目标

　　网上公示评选者著作

　　记：你对中国社科院放了一炮，你的预期效果达到了吗？

　　郑：还要继续努力，还没有达到，要达到的话首先就要把那些待评者的学术著作都挂出来公示。有争议就挂出来，没有争议也要挂出来，我相信会给评选者和评选负责人极大压力，就会干净得多，这就是我的目标。

　　记：你的目标也许在别人看来都是多此一举的。因为这样的事太多了。

　　郑：就是因为太多了，才需要建好章程。整得越脏就越不打扫了吗？大家应该建立一个习惯，一天打扫一次，正是脏才需要打扫，通过打扫建立一个规矩。如果社科院把每个学者的代表作挂在网上谁都可以看，这个事情影响就太大了。

　　（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