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春安还记得1959年10月，当他站在金门大桥上，思考今后的路怎么走时的情景。他可以去加州Monterey的军事语言学校任教，也可以逃亡到法国，或者先去古巴经由前苏联返回越南。最终，他选择了回西贡。

　　回到西贡，范春安重新投入情报工作。他通过家庭关系找到了为南越总统吴庭艳管理情报网的陈金宣，陈让其到越南新闻社任职。此后陈在一次政变中失势，范春安顺势转到路透社工作。“无论军队、情报机构还是秘密警察，我有各种消息来源，司令部、特别部队、海军和空军的人都愿意帮我。”一些情报，范春安既给越共也给南越政府，以套出更多情报。

　　夜里，范将这些情报拍照，将胶卷藏在越南猪肉卷里，或者腐臭的鱼肚子里。然后和其它猪肉卷和鱼一起放在篮子里，伪装成佛教拜祭用的祭品。第二天一早，范要么将胶卷放在伪装的墓碑下，要么放在树上的鸟巢里。他的妻子在后面远远跟着，一旦范被抓可以及时警告信使逃逸。

　　到《时代》后，范春安依旧在晚上撰写情报，有些长达百页。这些情报随后被翻拍成未冲洗的胶卷，由信使送至古济地道里的越共地下司令部。从古济地道出发，信使在武装护送下翻越Ba Den山，进入柬埔寨，开车到金边，再飞往广州，最后将情报送到北越政治局。这些情报如此翔实细致，以至于胡志明和武元甲为之欢呼雀跃，“我们现在是在美军的作战指挥室里！”

　　1975年西贡解放后，范春安以为自己会被疏散到美国，继续他的情报生涯。越共也认为虽然战争结束了，但美国的军事政变和贸易禁运将随之而来，没有谁比范春安更适合在美国搜集报道这些动态了。因此，范春安的妻子和四个孩子先行一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安了家。范则紧张等待进一步指示，让其前往美国。然而政治局传来的话却是，不允许他离开越南。

　　随后，范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四枚军功章，并被擢升为准将。但也被送到劳改营，禁止与西方访客会面。一年后，他的家人都被带回越南。在越共看来，范的问题在于，他喜欢美国和美国人，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的客观性。

　　1986年越南改革后，政府允许范春安会见一些西方游客。1990年，范由准将升任上将。1997年，越南政府仍不允许其离境前往美国开会。直到2002年3月，74岁疾病缠身的范春安才被允许退休。“他们想要控制我，所以才让我在军队中呆那么长时间。”

　　回顾范春安的一生，他在《时代》的前同事大卫·哈伯斯塔姆说：“他拓宽了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讨论——何谓忠诚？何谓爱国主义？何谓真相？范当时的进退两难可能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但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

　　哈伯斯塔姆说，对于范春安，他们这些前同事的观点几乎一致，“我仍然喜欢范，没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或背叛了新闻”。

(责任编辑：梅智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