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公共资源的机会越多社会的腐败行为就会越大
网友：和谐社会人的收入会不会增加？我的生活会不会从容？
主持人：问这个问题的估计是在大城市的这些白领，加班比较多，工作很忙碌，没有生活只有工作。
毛寿龙：从发展的角度来讲，每个人的收入都是有希望增加的，落实到个人身上有增有减。从经济发展角度来讲，仅仅从收入指标去看，一个人现在基本是计件工资，干多少事拿多少钱。多干活儿肯定多收入，最好星期六、星期天都不休息，而且工作强度特别大，累死累活都在那儿干，只要不过劳死，收入肯定是直线上升。 这是一个判断。
但是这个跟和谐社会没关系，跟个人的努力奋斗有关系。和谐社会都每个人的政策意义，如果你收入高到一定的水平，你是要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要上税了。1600免税，300块钱付十几块钱税，六千块钱的时候差不多得付六百多块钱的税。10万块钱以上40%以上都交给国家，国家拿这个钱干吗？帮穷人。如果你有很多收入，那么过去可能税收政策不是很严格，现在税收政策越来越严格，逃税是越来越难了，避税越来越难了。我曾经去美国工作拿了一点工资，差不多三分之一的收入交给政府，美国的税还是比较低的。英国我就要交50%给国家，在北欧德国六万欧元工资的话三万多块钱交给国家。三万亿的财政收入占国民总之的18%不到，再加上非正规经济，比例还要低一点。大家不在家吃饭，都出去吃饭，在外面吃饭创造GDP，在家吃饭不创造GDP。
收入高了要交税交得多，原来工作非常辛苦，后来发现挣了十块钱四块钱交税了，那我少干点儿，老板多雇一个人。增税效应有可能使得我们每个拼命工作的人不至于那么拼命，有一个身心缓和。低收入者会得到保障。农民工方面劳动力权利得到保障，至少能够得到相称的工资。和谐社会关心比较穷苦的人，民工相对贫苦人来讲还是相对富的，毕竟有工作。对于和谐社会可能使得大家有更多的就业机会，有更多的民工会有自己的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是如果对他们来说有什么收入转移支付就比较难了。
对民工或者对劳动人民可能有比较好的保障，他的孩子有比较好的教学条件，看病就近有一个医疗保险的问题。不管穷还是富，每个人都会得病，但是得的概率一般是穷人多一点。穷人全靠体力劳动干活儿，没有身体就没有工作了，我们身体差一点感冒了敲敲电脑还挣点钱，农民工今天感冒了不能出工就挣不了钱。一旦得病可能营养条件各方面得不到保证，对他们有一个基础性的医疗保护还有一个基础性的身体健康方面的保养。很多民工弄块豆腐乳一吃，就一点维生素，没有其它营养摄入。要是收入好一点肯定吃青菜吃水果还有肉类，营养各方面有一点保证，就不容易得病。基础性的服务提高之后，对于一般老百姓来讲会有防护作用。
主持人：有几个关键词，腐败、户籍、上学，腐败应该说是和谐社会必须要重点解决的问题。
毛寿龙：腐败分很多种，一个是整个社会本身人心上的腐败，官员有权利腐败，但是人心上的腐败可能更多是官员腐败的基石。我们宏观上看到腐败非常猖獗，但是停留在口诛笔伐，如果自己有机会我跟你有关系，办事我找你，这个是人心的腐败。如果每个人都想自己以有关系为荣，以用关系办事的话，这个社会容易腐败。中国很多人跑到国外去，很多国外官员都被我们拉下去了，原因是我们那些企业家一出去就给人家塞钱。如果企业家没想到找关系，到哪儿都可以依据法律做事就不存在这个问题。社会方面的腐败基础，每个人如果都能做到这一点，做到这一点非常难。
主持人：到底是人性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
毛寿龙：这是一个习惯问题，腐败社会源于腐败的习惯，你可以看到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机会都可以腐败。比如我去看车，你停车五块钱，你不能说他权利腐败，他没权利。给他三块钱不要票了，那三块钱就行。类似这样的事情非常多，每个人一有机会能捞就捞一点，包括吐口痰，扔个垃圾实际也是在滥用公共资源。滥用公共资源的行为越多，这个社会的腐败行为就更大。我们反腐败的任务实际是非常重的。
从公共权利角度来讲，我们还没有建立起这么一个观点，公共权利是为了解决公共问题设立的，我们现在往往去解决很多私人问题，还去解决很多看起来是基础的问题，但是1+1是一个组合式的问题。我找到搜狐这儿来有时候比较难找，假定没路标的话比较难找。但是我如果解决个人问题，打个电话或者警察把他领过来就找到了，这是警察资源给个人服务。十个人都这么走过来，他也是为个人服务。看起来是一个集体服务，十个人都找不到这儿，警察都给他领过来，这是警察资源为个人。如果搜狐楼顶上没有搞一个标记，或者门牌号码比较乱找不着，北京有些街虽然不知道名字，但是绝对不会迷路，对于很多人来讲必须要有名字要有标牌，名字标牌这是公共问题。有了这些名字标牌任何人来都可以找到，不用浪费警察了。
政府的权利要为公共利益服务，解决公共问题，这样不为个人服务。如果假定为个人服务，十个人领来，你给他钱，他给你领过来。我如果解决标牌问题，警察就没有机会受贿。个人向政府提出来的都不是个人的具体问题，政府能不能给我解决解决我肌肉酸痛？如果大家都说肌肉酸痛能不能按摩？可以。但是政府发现不是因为肌肉问题，发现是公共场所的问题，可以技术上来设定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公共问题。每个人向政府说劳动时间太长了，太累了，政府说好啊，我们设定一个标准时间，不能加班，加班要给加班费。政府设定的是八小时工作制，星期六、星期日让你休息两天，这是公共问题。我太累了，政府能不能跟我们老板说一声？那是解决个人问题。公共权利要公共使用，要解决公共问题，这样就好办了。如果政府做一些投资项目，做各种各样的具有偏颇性的事情就比较麻烦。
主持人：经常出现的问题是政府为企业开道，创造优惠条件，这种优惠条件的设立是不是也是不合适的？
毛寿龙：不合适的。如果给了一个企业，不给另外一个企业不合适，除非给所有的企业。所有的企业都给，国家给不起，军队要花钱，教育、文化事业都花钱，企业不给钱国家怎么办？政府不挣钱。最后企业发现有一个问题，所有的企业都收税了，但是有些企业一开办一征税就死，这样的企业特别多，那些企业家跟政府说，你看我本来解决十个人的就业，一征税我干不起来了，政府说我给你开办企业头两年免税，只要新办企业都头两年免税。头两年免税也没必要，头两年要挣钱非常难，所得税肯定非常少。每个企业都出现同样问题的时候，政府可以帮助开道。企业申办各方面的环节非常多，除非塞钱搞腐败，如果没有朋友亲戚帮忙，要盖五百个章，要搞上三年才能办起来，很多企业只能搞地下工厂，那就麻烦了。要解决行政审批问题，行政审批问题是一个公共问题。塞五万块钱，五万块钱对于企业家来讲是非常珍贵的，可能是借来的钱，可能是自己多少年攒下来的，可以是流动资金，一个月五万块钱，一年就是60万块钱。但是浪费在你这儿，这是公共问题。政府为企业开道，开的是公道，不是说开一个后门，旁门左道不要开。
(责任编辑：张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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