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夏天，我出生在芝加哥，正值经济大萧条的谷底，我父母后来时常回忆起这些。我父亲从事广告工作，母亲是营养师，他们当时都失业了，靠他们父母接济度日，直到1939年我父亲在纽约找到一份工作为止。我们在哈得孙河畔一个名叫黑斯廷斯的宁静郊区安了家，我在那里上了一所公立学校，1951年毕业。

　　早年的个性形成时期为我成为经济学家埋下了一些伏笔。我4岁时，父亲在晚上散步途中教我辨认街上的汽车型号。在我大约7岁时，我对我们那座公寓大楼里所有的猫进行了一次调查，我为此大受赞赏。几年后，我喜欢在傍晚时分守在干道旁，把过往汽车的牌照按州分类。我在芝加哥上的幼儿园是专收天才儿童，我母亲最近才说起这个（我猜，她可能觉得现在可以放心地告诉我了）。我在学校表现很好。我父母从以上种种迹象中得出结论说，我会成为一个学者，但不清楚是在什么领域。

　　中学里没有教经济学（在急躁不安的战后时期，也没有社会学、政治学可教）。无聊的我花了很多时间听音乐。不过，我每晚都把父亲从城里带回家的报纸看个饱。财经新闻成为饭桌上交谈的主要话题。我父亲学的专业是经济学，母亲学的是家庭经济学——或许这也是伏笔吧。

　　和大多数美国大学生一样，我在阿默斯特学院开始大学生涯的时候，并没有预先确定的专业，也没有职业目标。我内心的设想是，我可能会涉足商业领域——跟钱打交道，干些特带劲的事。不过，我大一时迷上了柏拉图、休姆（苏格兰历史学家、哲学家——译者注）和詹姆士（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译者注）。要不是我父亲连哄带骗让我学经济学，我可能后来就读哲学专业了。

　　在耶鲁读研究生时，我近距离接触了一些才华横溢的经济学者，对他们的帮助心存感激。

　　1959年6月，我毕业后坐飞机去洛杉矶，在兰德公司开始了我的第一份工作，当时公司的主要客户就是空军，公司里汇集的时代精英真是多得过分（兰德公司是一家实力雄厚的研究组织，早期的研究项目都属于军事领域—译者注）。我清楚，对于像我这样不打算投身国防领域的人来说，兰德公司的一个严重缺陷是没有宽松的学术氛围。我决定谋一个学术职位。碰巧，当时收到的最好的要约之一就是在耶鲁的考尔斯基金会从事研究工作并在耶鲁教点书。于是，我在1960年又重新开始专职思考宏观经济了。

　　费尔普斯自传《经济学中的一生》收入1995年出版的《现代经济学的开创者》第2卷。（兰小棵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