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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送(里格)红军，(介支个)下了山/秋风(里格)细雨，(介支个)缠绵绵/山上(里格)野鹿，声声哀号叫/树树(里格)梧桐，叶呀叶落光/问一声亲人，红军啊/几时(里格)人马，(介支个)再回山……”
1934年10月初，中央苏区核心区域的兴国、宁都、石城一线相继失陷……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央根据地，由鼎盛时期的几十个县锐减到只剩下瑞金、于都、会昌等三四个县。而蒋介石的数十万大军正像一只铁桶一样围向瑞金……
“几十个县的大苏区，如今只剩下几乎一根梭镖就可以穿透的土地了！”陈毅痛心疾首。
10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主力部队在瑞金、于都一线集结；10月8日，正式确定了参加转移的部队，计有中央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共计八万六千多人；10月9日，红军总政治部发布《关于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月10日，急促的口令声、压抑的军号声、零乱的马蹄声、沉重的脚步声……
长征从此开始。
“气氛陡然紧张起来，从1934年那个不寻常的五月开始，战斗越打越残酷，兵源越来越紧张，物资越来越匮乏。在四周隆隆的炮声中，苏区开始了一系列不寻常的举动，通讯员来来往往穿梭似地奔跑着，扩红运动进行到了边远的山区，16岁到49岁的男子都在征兵之列，红八军团基本就是扩红组建的。筹粮、编草鞋、制粮袋，全民动员起来，忙碌中，百姓的脸上写满了严肃，进入9月份，机关里捆绑物品的、销毁文件的场面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瑞金市原党史办副主任刘良给记者描绘着当时的情景。
告别叶坪的谢家祠堂，1934年7月，中央领导机关迁往瑞金城西的云石山，附近的各个村庄住满了红军。以瑞金县城作为中心坐标，叶坪在其东北方5公里处，沙洲坝在其西南3公里处，云石山继续向西19公里。叶坪－沙洲坝－云石山，中央领导机关一路向西的搬迁，清晰地划出了红军西进的轨迹，而最后各路大军集结出发的于都在瑞金正西约80公里——
煮好的鸡蛋没吃就走了
“去吧，跟着队伍走吧。”16岁的宋有发娣拉着丈夫曾光祥的手，恋恋不舍，做了7年童养媳的宋有发娣刚跟她的光祥完婚。“在西江补充团，送过去后，我去看了两次，最后去看他时，拿着新做好的鞋，煮好的鸡蛋，队伍已经走了，没见到，也没吃上一口。”
1983年，宋有发娣收到瑞金县人民政府补发的曾光祥革命烈士证明书，上面写着“1934年北上无音讯”，宋有发娣手里拿着这纸崭新的证书，连同她2005年度“优秀共产党员”证书一起贴在胸口，泪眼婆娑，她喃喃低语:“活着回来多好，我的光祥，我的光祥……”
残酷的战争中，红军面临最大的困难是兵源不足，193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号令。而进入1934年，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扩红再次成为红军发展的头等大事。
1934年5月，瑞金县委宣传部部长杨保康、副部长邹庆南，少共瑞金县委书记刘忠林，县队部参谋长阙彪林等7个县级干部报名参加红军，其后，各区干部踊跃报名，走向前线。下肖区杉山乡梁秀英、梁发英等“四个女英雄”除自己报名参军外，每人都动员了一个班的人加入红军。清水乡竹下村16户人家，有11户的青壮年全部参加红军。1934年5月30日《红色中华》上，有篇题为《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的报道。瑞金县党史办原副主任刘良对记者说，10年前他调查过，他们是下肖区七堡乡的，8位兄弟当红军时，他们的父亲还有重病。后来，8兄弟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都无后代，满门忠烈，却无姓名记载。
在瑞金的红军烈士纪念馆，一组统计数字清晰地记载了瑞金人民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上世纪30年代，瑞金人口为23万多人，有5万多人参加红军和地方革命斗争，参加长征的有3.5万人，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途中。
十个儿子八个当红军
在于都，另一个8兄弟参加红军的故事同样感人肺腑。
一个晴朗的晌午，73岁的曾林梅在69岁的老伴陈瑞英搀扶下缓缓坐下，这是于都县银坑镇窖前村一个普通的农家院落。
陈瑞英转身回屋，拿出一盏破旧的马灯。曾林梅瘦骨嶙峋，显得十分苍老，目光呆滞，基本无语，但看到马灯，眼睛突然一亮，迸出几个含糊的字眼:“妈……妈……”。陈瑞英接过老伴的话茬，回忆起了婆婆和8个哥哥的故事。
“说了等你就等你，不怕铁树开花水倒流，水打石子翻身转，不知我儿几时归？”
曾林梅念叨的妈妈，名叫钟招子。钟招子有10个儿子，8个当了红军。1934年10月，他们同时从家乡于都出发，参加长征，只留下最年幼的曾林梅和曾林桃与母亲相依为命。
分别时，钟招子对儿子们说:“一定要打胜仗，妈等你们回来。”
由于丈夫早逝，钟招子独自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她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回家做家务。深夜，她就坐到老屋门前，点起一盏马灯，等儿子回家。眼泪流了20多年，青丝变白发。后来，钟招子把眼睛哭瞎了。但依然每天点亮马灯，坐在石阶上等儿子。她希望用微弱的灯光，照亮儿子回家的路，也让他们看清妈妈的模样。“我眼睛看不见了，但马灯不能灭，要让儿子看清楚回家的路。”
1949年，人民解放军进驻于都。钟招子守候在队伍的必经之路上，一次次询问，一次次失望，整整三天三夜。
她和两个儿子一起，在村后竹篙岭的大树下，修了一个坟。每逢清明，她会带全家来插香祭奠。如今，祭奠形式和地点没有改变，只是在原来的坟边又多了一个坟——钟招子在那里安息。1960年，她带着深深遗憾撒手人寰。离开时，留下一句话:“把我埋在儿的身边。”
史料记载，于都县当时22万人口，约1.6万人参加长征，1万余人牺牲在长征路上，其中1000多人没有姓名记载。
兴国县烈士纪念馆里，烈士的名字都是按村按镇排的，满门忠烈何其多。
记者突然明白，红土地为什么这么红，是因为泥土中洒下了太多烈士的鲜血。
这支衣衫褴褛的队伍，跋涉千山万水，历经血火洗礼，15年后，他们托起一个巍然屹立的崭新中国，千千万万苏区“最好最积极最勇敢”的青年，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而他们的母亲、妻子就是这样以巨大的无私送红军北上……
家有三担谷
两担半给红军
宋有发娣终没见上丈夫最后一面，她擦干泪水，转身挑起箩筐去挨家挨户收军鞋。“村里的女人都在做军鞋，鞋面上绣着字，用红丝线勾上边，很好看。能干的女人交一双，也有两个人合着交一双的，不会做的就用麻草鞋代替。”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中央政府联合发出《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瑞金、兴国、长胜、西江等县区纷纷响应。瑞金一个月就筹粮11600担。到8月15日，新谷归仓时，瑞金又为红军集中起50100担稻米，土地税谷10570担。“许多老百姓已是不计明天了，有一户仅有三担谷，拿出两担半给了红军。”刘良告诉记者。
而10月份在于都集结、出发的近九万红军将士更是得到了有力的支援，“住了9天，走的时候每人要带一周的干粮，差不多300多万斤的粮食，是全县3年的口粮。那时候，整个于都家家户户在做干粮，舂米脱粒的机器日夜轰鸣，煮饭的炊烟袅袅不断，有的村子烧掉了差不多一个山坡的柴草。而此前的8月份，为响应中央号召，于都已上交79309担粮食，”于都县委党史办副主任曾懿华告诉记者，“周恩来面对当时的情景，深情地说，‘苏区人民真好，于都人民真亲’。”
“于都城夜不闭户，因为没户可闭，所有门板、店铺挡板、床板，甚至棺材板全部拿到于都河上搭了浮桥，当时的8个渡口，有5个是临时搭建的浮桥。所用的木料是一个无法计算的数字。”曾懿华说的是那个秋风瑟瑟的夜晚，1934年10月16日，重阳之夜，中央红军夜渡于都河。
1933年6月12日，蒋介石为发动第五次围剿，专门炮制了一个《剿匪战术的要点》小册子，其中有这样的语句:“使敌人无粒米与水接济，无蚍蜉蚊蚁之通报。”在如此可亲可敬的苏区人民面前，蒋介石这样的训令岂不是贻笑天下的梦话！而当他洋洋得意地占领瑞金时，后背的冷汗还没有干，他知道:“这里的百姓连骨头都是红的。”
陈毅劝老乡:
留下个伤员当儿子吧
在献出自己的儿子、丈夫、粮食的同时，苏区人民再次敞开胸怀，接纳了近万名红军伤病员。“据当时与项英、陈毅一起留守的团中央苏区分局委员陈丕显讲述，留下后活下去的机会只有四分之一，许多伤员为被留下很不情愿，曾联名上书，坚决要跟部队走。很多伤员蘸着血写下‘死也不离开部队、立即上前线与敌人拼到底’的誓言。周恩来、陈毅想了很多办法，用文件的方式发了8条要求，接纳红军伤员的人家必须是可靠的、山区偏远的等等，并在粮、钱、物上尽最大限度满足所需。”刘良说。
中革军委已决定，8月份在兴国负伤的陈毅留守，身份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伤未痊愈的陈毅几乎是挨家挨户做工作:“老表呀，留下一个吧，家里没有儿子就当个儿子，没有女婿就招为女婿，实在不行，就当个长工使。”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无奈呀。
但是，苏区人民没让陈毅失望。瑞金和于都是当时收容伤员最多的地区。于都县砂星区就是当年保护和安置红军伤员的模范区，刘发娣老大娘一家就住了12名红军伤员。老人的儿子、81岁的朱绍明说:“我父亲是红军烈士，我母亲对红军的感情特别深。我那时只有七八岁，但还记得一个红军伤员的名字，叫朱家才。母亲把伤员藏进地窖，吃饭时，悄悄送进去。一年后，有10名伤员基本上能行走了。我们家有6个孩子，要照顾12名伤员，还要种地，我母亲非常辛苦。”
从砂星镇出发，沿蜿蜒的山路徒行30分钟，就是刘发娣当年隐藏红军伤员的地窖，地窖在不高的山坡上，已经坍塌，上面长满灌木和杂草。
于都县庵山村当年是一个只有3户人家的小山村。红军伤员钟家瑶、刘义才和钟桂春，就隐藏在杨大娘家旁边的山洞里。当时，家里只剩下一担半谷子，杨大娘每天让红军伤员吃一顿大米稀饭，而她和小孙子顿顿用红薯和芋头充饥。为使伤员伤口尽快好转，杨大娘经常上山采草药。后来，这3名伤员全部痊愈。庵山依旧，因修水库移民，杨大娘及其后人无从寻找。
那些伟大的母亲们，倾其所有，包括最深挚的情感，精心呵护着子弟兵。许多伤员很快恢复健康，补充到独立师团，去继续游击战争。1935年2月中旬，瑞金和于都面临着敌人残酷的逐家逐户的“清剿”，母亲们再次冒着被砍头的危险，掩护伤病员转移进山，或者将他们认作“丈夫”、“儿子”、“女婿”。
而此时，长征路上的红军已在遵义会议的指引下，目标明确地继续北上……
行军号音
撕碎百姓心
“1934年10月10日，那个秋日的黄昏，17时，云石山上突然响起行军号，真的很突然，百姓身上的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瑞金人听惯了军号声，可是这一声号音怎么就这么不一样？百姓的心被撕碎了。田里劳作的，家里做饭的、纳鞋底的，老人、孩子、妇女全都跑了出来，站在路边看着行色匆匆的部队。”刘良说。
而此前，中央从沙洲坝转移云石山时也上演过相似的一幕。那位曾跟国民经济部长吴亮平踢过毽子的杨荣禄回忆说:“号声响了，队伍就要走了，村里家家户户都煮了粥，用水桶挑到路边，有的战士就用茶缸舀上，边走边吃，还喊口号。我站在旁边看有没有我认识的人。”此时杨荣禄讲起这些，明显跟前边的表情不一样，“他们住在我们村的时候，都把窗户改成了大的，为了亮堂；走的时候又都给我们装回原来的小窗户，为了敌人来的时候省麻烦，家家不落，队伍过后还派人回来检查装好没有，没见过这么好的队伍，”杨荣禄的语速越来越慢，“舍不得他们走，你想，跟他们一起玩过，要走了，不难过才怪，都是天天在一起的人。”
“百姓拿出家里最好的吃食，花生、芋头、鸡蛋、水果，伫立道路两旁，不停地招手。真是一幅箪食壶浆送征程的大画面。有一位老大娘，挎着一篮子煮熟的鸡蛋，想给儿子带上，见一个红军送一个，一篮子鸡蛋都送完了，也没见到自己的儿子。”刘良向记者描述当年的场景。
首脑人物
蒙着被子过于都河
“云石山乡的梅坑是当时中革军委临时驻地，93岁的梁道河回忆，他头天晚上看见部队杀了两头猪，第二天，所有人就不见了。”陪同记者采访的云石山乡宣传委员刘海林说。
刘海林的转述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瑞金出发的红军也不都是十里相送。而在于都，“那是一次极其秘密的战略大转移，为了防范国民党的特务，从于都出发的中央首脑人物每人配备一个担架队，用被子严严实实地蒙着，被快速抬过于都河。”曾懿华说。
曾懿华的讲述并不妨碍我们采访到的这样一个送别故事:
在于都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里，记者看见一支竹篙、一支橹静静地躺在一艘小木船旁，船头上是一盏马灯。64岁的李明荣跟记者讲起了他的父亲李声仁和这条小船——
1934年10月16日，晌午时分，李声仁和未婚妻王九发在于都河鲤鱼潭捕鱼。岸边走来几个红军干部，高喊:“老表，请把船靠过来。”李声仁把船撑到岸边，得知了红军的来意:当晚有大部队要过河去打国民党反动派，想请渔民帮忙渡河。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还回家动员其他船老板帮忙。
傍晚5时许，李声仁和未婚妻来到鲤鱼潭渡口和几十条渔船会合。乡亲们也自发赶来，帮着送水挑担。
1小时后，渡河开始。大船每次坐10人，小船5人，来回一次约20分钟。李声仁和王九发同撑一条船，男的船头摇橹，女的船尾掌舵。600米宽的河面水流湍急，加上夜黑风大，稍不留神就会翻船。天边渐渐泛白时，他们送完最后一批战士，手上已磨出许多血泡。
10月18日晚，只休息了1天，他们赶到最西端的石尾渡口，又送了一整夜。分别时，筋疲力尽的李声仁得到一块大洋、几斤大米和一句承诺:“感谢老表，等我们打了胜仗，一定回来报答大家。”
而这样的送别，在于都又何止李声仁一家。8个渡口，800多条用于做浮桥和摆渡的大小船只覆盖了上下30公里的河面。
站在“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塔基望去，于都河依旧在汤汤远逝，对岸是植被茂盛的丘陵；一段由5条木船搭起的浮桥按原貌摆放在河边，飘荡着，仿佛在回忆72年前那个不平凡的夜晚。而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传出的歌声字字句句敲打着记者的耳鼓、心扉:
“九送红军上大道/锣儿无声鼓不敲/双双(里格)拉着长茧的手/心像(里格)黄连脸在笑/血肉之情怎能忘/红军啊/盼望(里格)早日/(介支个)传捷报……”
《十送红军(下)》请见12版
图一:一送红军
图/冯印澄新华社发
图二:宋有发娣
图三:三送红军
图四:五送红军
图五:七送红军
图六:九送红军
图七:十送红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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