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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从文学到思想的经典转型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0-10 9:00:06 ·来源：新京报
首任社长韩少功、首任主编蒋子丹讲述杂志改刊历程 《天涯》杂志的“改刊号”众星荟萃。在韩少功与蒋子丹的努力下，杂志获得了“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赞誉。
近年来，文化界一直流传着“北有《读书》，南有《天涯》”的说法，两种人文期刊都以思想、文化见长。与《读书》一创办就偏重于思想、文化不同，《天涯》起初只是一本名气不大的文学刊物，直到1996年改刊之后，才逐渐为读者所熟悉，继而声名鹊起。而主持《天涯》改刊的韩少功、蒋子丹都是作家，在编辑《天涯》的过程中，他们自身的思想也有一个从文学到“大文学”、“大文化”的观念转换。这种变化既有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也与文化界的思想分化如出一辙。《天涯》的转型，也浓缩着中国社会、思想与文化观念的变化。
《天涯》简介
《天涯》首任社长、作家韩少功。
《天涯》首任主编、作家蒋子丹。
《天涯》现任主编、作家李少君。
著名作家韩少功、蒋子丹任首任社长、主编的《天涯》杂志，是国内目前负有盛名的人文精品刊物之一。其主要栏目有：作家立场、民间语文、特别报导、文学、艺术、研究与批评。主要发表社会思想批评、社会热点深度报道、文学艺术实验新作、民间语文资料（日记、书信、契约、启事等各种民间文体）等，是一本从普通百姓到作家学者都可以参与的杂志。
《天涯》改刊之初，确立追求道义感、人民性与创造力的办刊宗旨，提倡“大文学”、“大文化”的办刊方向，刊发文章具有强烈的社会关怀、人文关怀。
韩少功大局维持，小项得分
1995年年底，就任海南省作家协会主席的韩少功清楚地意识到，“我只能暂时接受这样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下无法大破大立，充其量只能当一个还过得去的维持会长。‘大局维持，小项得分’，这是我当时给自己暗暗设定的工作目标。而协会下属的《天涯》就是我决心投入精力的‘小项’之一。”《天涯》是海南的一个老文学杂志，在20世纪90年代的市场竞争中每况愈下。到后来，每期开印五百份，实际发行则只有寄赠作者的一百多份，寄赠交换之后就放在仓库里，等着年底一次性处理。但主管部门觉得只要还出着就还行。因为卖刊号违规换钱，这个杂志已经吃过两次黄牌，内部管理和债权债务也非常混乱，每本定价四元的杂志光印刷成本就达到每本近十五元，杂志社一桩凶多吉少的经济官司还正待开庭。
但韩少功对办好杂志信心十足，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他和一些朋友曾把一本《海南纪实》杂志办得发行超过百万份。如他所料，《天涯》的山穷水尽使某些趋利者失望而去，正好使杂志社的调整获得空间。随后，他把《天涯》杂志当做作协的核心业务和工作重点，实现财力与人力的倾斜，使《天涯》的条件逐步改善。在主编人选上，韩少功确定了女作家蒋子丹，她以前是韩少功在《海南纪实》时的同事，也做过《芙蓉》的编辑，“是一台难得的实干机器。”韩少功说服她“出山”的理由是：“你不觉得纳税人的钱浪费了太可惜吗？”蒋子丹说，“这句话击中了我的一个弱点，那就是我对社会还残存了一分令某些现代人不屑的责任心和义务感。”她考虑几天后表示同意做主编，并提出条件———韩少功本人必须担任杂志社社长。
由于蒋子丹是无党派人士，任命她当主编在当时完全是破格，也遇到一些阻力，但韩少功没有顾及这些。由于当时整个机关的房产都被前领导层租给了一家公司，编辑部连一间办公室都没有，开会只能借用外单位的一间房子，很像地下工作者的“飞行集会”。正是在飞行集会上，韩少功谈到了杂志改刊，要求《天涯》突破纯文学的范畴。
蒋子丹组合“超豪华阵容”
蒋子丹就任主编之后，利用到各地参加签名售书活动的机会，在挎包里装上一叠《天涯》改版方案，向几乎所有活跃在文坛上的女作家组稿。在《天涯》启动之后，迟子建、张洁、王安忆、林白、铁凝、王小妮、翟永明、陈染、张抗抗等女作家先后给《天涯》寄来稿子，以至韩少功戏称，《天涯》该不会成了女作家专刊吧。
在北京，蒋子丹见到了史铁生、何志云、张承志和李陀。张承志对筹划中的《天涯》抱有很高的期待，他说，门槛一定要高，不能让乌龟王八都进来。蒋子丹请他举几个够门槛的作家，他笑着点了几个人。蒋子丹掐指一算，除非这些作家的文章只供《天涯》发表，否则杂志肯定要开天窗。蒋子丹回忆，“在谈话的时候，我还是一个手里一篇稿子也没有的‘空手道’主编，谁知道有多少人愿意为一个白手起家的杂志拾柴烧火呢？张承志这么一说，倒是有点自投罗网的意思，于是我揪住不放，请他在创刊号上来一篇。”蒋子丹还邀请李陀担任了《天涯》的特约编审。第一期《天涯》的作者后来被报刊评论称之为超豪华阵容，史铁生、叶兆言、张承志、苏童、陈思和、钟鸣、格非、蒋子龙、戴锦华都名列其中，因此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在头三期杂志的作者中，先后又有王小妮、冯骥才、吴亮、刘索拉、邵燕祥、周国平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天涯》上露面。这使名不见经传的《天涯》引起了读者与学界的关注，《天涯》改版被《新民晚报》评为当年“国内文坛十事”的第二位，一份报纸还用整版篇幅来讨论“天涯模式”。由此，杂志改版的计划得到了初步实现。
史铁生反对“作家立场”
创刊之前，蒋子丹曾去史铁生家约稿，史铁生看了约稿信之后，对“作家立场”这个栏目标题很不满意。他说，立场这个词在他看来很有点扎眼，好像要督促人们表态站队似的，容易引起一些不愉快的联想。
在蒋子丹印象中，史铁生是个温和的人，即使对什么事儿有不同的看法，说起话来也很婉转，可是这一次，他对这个栏目的反感表达得十分清楚和确切，让她感到有点意外。按照大家的构想，设计这个栏目的本意，是想倡导一种直白犀利的文风，便于作者对现实生活中的一些热点和难点问题表明自己的观点，表明观点自然会牵涉到立场，所以有了这个栏目。而蒋子丹当时并没能说服史铁生，后来她不管三七二十一，在创刊号上就把他的一篇《足球内外》给编在“作家立场”了，倒也没有听到他的抗议。
在后来的几年里，中国知识界发生了很大的分化，《天涯》的“作家立场”栏目，确实成了辩论的平台，在某种程度上应了史铁生的“站队”说。
“90年代诗歌”的滥殇
在向文化、思想类杂志转变的同时，《天涯》并没有离弃纯文学。现任《天涯》杂志主编的李少君与天涯结缘就是因为诗歌。
《天涯》改刊之后，韩少功送给了正在《海南日报》副刊做记者的李少君。李少君看了以后很喜欢。在一次闲聊的过程中，有人说到诗歌界很不景气，有个著名作家在报纸上写了篇文章，说诗坛已经被解散了，使人已经分流云散，不存在了。李少君听了很生气，他很激动地对韩少功说，这个人完全是胡说八道。然后就向韩少功介绍当时比较活跃的陈先发、伊沙、杨健、侯马、小海等一批1985年左右进大学的人新诗写得多么好。韩少功就说，“那你把你今天说的写出来，给《天涯》做一期专辑。”李少君迅速联系了陈先发、伊沙、杨健等10个青年诗人，在《天涯》改版后的第4期刊登了他们的诗，他自己还操刀在后面加了个评论，李少君特地作了一个很醒目的标题《被市场拒绝的诗歌，被文坛冷淡的诗人》。这期杂志出来后，在年轻诗人中反响很大，因为当时很多文学刊物中诗歌已经被取消了。韩少功就对李少君说，干脆你每年编一期吧，起个总标题叫“90年代诗歌精选”。后来，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北大博士周瓒写了篇文章考证“90年代诗歌”这个说法，证实这个说法是《天涯》最早提出来的。“当然这是一种契合吧，因为与80年代斗志昂扬的朦胧诗相对的，90年代诗歌表现出平稳、低沉的中年风格。”李少君说。
从纸上谈兵到介入现实
之后的李少君介入《天涯》的工作越来越深，李少君记得，“从人文精神讨论开始，作家们分成两拨。一拨认为社会需要人文关怀，作家应提倡高尚的道德情操；另一拨认为应该拥抱市场，市场欢迎什么作家就应该写什么。当时《天涯》因为立场明确，坚持人文精神和批判反思，一下子就把有类似思想的诗人吸引过来了，《天涯》很快成为了一个平台，一个提倡此类精神和品质的平台。”此时，《天涯》也成为了引发思想争论和反思的发源地，刊物介入现实越来越深，关注的事情也越来越具体。汪晖的长文《论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以及现代性问题》拿到编辑部来时，韩少功觉得眼睛一亮，立即建议蒋子丹破例一次，不惜版面发表。正是这一篇长文，成为了后来思想文化界长达数年一场大讨论的引爆点，引来了思想界的激烈论争，而《天涯》杂志成为了主战场。
温铁军到海南来，李少君和一个朋友去看他，温铁军一个人从晚上8点说到12点，4个多小时。李少君的朋友都录下来了，回来后把文章整理出来，温铁军修改后发表在2000年第3期《天涯》上的《中国的人民的现代化》，引起了学术界普遍关注。
韩少功意识到，生态与环境是一个向前走的话题，是一个思想可能创新的出发点。1999年，《天涯》在南山开生态环境笔会，发表了《南山纪要：我们为什么谈生态———环境？》，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因为这是社会上比较早关心环境问题的。
黄平、李陀、韩少功、戴锦华、王晓明、陈思和、南帆、王鸿生、耿占春等都参与了。至今，生态与环境仍是社会热点问题。
2001年，《天涯》组织讨论了全球化与中国经济问题，李少君邀请了现在已经去世了的《白银资本》的作者、依附理论的创始人贡德·弗兰克到《天涯》开会。
“一九七○年代的底层经验”
《天涯》曾在文学界率先发起了“关于底层的表述”问题的讨论。并且从两个方面来引导社会关注：一是让年轻一代开始关注底层。很多上世纪70年代、8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对底层的生活完全不了解。
比如说《天涯》发表过一篇《一个上海白领的心里话》，这个最早是在网上的讨论，说的是一个上海白领以前一个月的工资是8000块钱，到哪里都坐飞机，而且他一直生活在上海，出入的都是宾馆酒吧。在他的视野里，看不到穷人，所以他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穷人，直到有一天他出差到了一次陕西，才发现中国不仅仅是上海，中国原来还有陕西，还有黄土高原，他觉得很震惊，在网上发了这个帖子。从这个讨论开始，《天涯》发表了一系列比较年轻的作者的文章，叫做“一九七○年代的底层经验”，谈这些年轻人到工厂、到乡村的一些观察、思考，引导年轻的一代关注底层；另外就是发起一个“关于底层的表述”的讨论，当时的初衷就是觉得中产阶层文学大行其道、铺天盖地，而作家应该站在弱势者的立场、边缘者的立场，应该多关注底层。
这场讨论吸引了众多作家、批评家参与，讨论关于底层的表述，如何表述底层，讨论“穷人恒穷”，为什么穷人永远是穷的。这个讨论后来又延伸到其他文学刊物，现在还在继续。
2002年接任主编的李少君认为，“《天涯》在文学艺术界起到的作用，主要是一种精神的提升，而且是一种整体性的提升。”采写/本报记者张弘实习生郝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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