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黎云）1979年5月，西路军失散战士肖成佳辗转来到北京，敲开了当时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的办公室。多年来，肖成佳一直在为证明自己的红军身份奔走，终于打听到了当年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的地址。

　　然而时隔40多年，黄火青已认不出当年的红小鬼了。黄火青问：“你如果是我们9军团的战士，那你应该会唱我教的歌。”

　　于是，肖成佳动情地唱起了《杜娘歌》——这是黄火青在9军团亲自教唱的一首苏联红军歌曲。

　　一曲《杜娘歌》，两行潸然泪，四手紧相握，红军歌曲帮助肖成佳证实了红军身份。

　　“如果一件文艺作品仅仅是颂扬，那它绝不会流传。”解放军艺术学院长征文艺专家南东风说，他多年潜心研究红军歌曲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红军歌曲的魅力，已经超越了艺术。

　　“红军歌曲大多数都取材于民歌，比如江西民歌、湖南花鼓戏、云南采茶调，还有川江号子、陕北和藏族民歌的曲调，所以唱起来非常亲切。”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笛子演奏家张森清说，从1965年到2006年，他参加了《长征组歌》演出的所有场次，在他看来，红军歌曲的独特魅力，就在于它牢牢把握了民族音乐的精髓。

　　“歌曲就是要教育红军战士要团结谁、反对谁、打倒谁。从对部队的激励作用上讲，一首歌曲能抵上千军万马。”老红军杨光明这样评价红军歌曲的作用，他在长征中的武器就是一支笛子，“新参加红军的战士，首先就要学唱《红军纪律歌》”。

　　《红军纪律歌》的词作者是毛泽东同志。1928年，他在广西东部的沙田颁布了共产党军队沿用至今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并谱成歌曲《红军纪律歌》，要求部队在“三操两讲”和早晚点名时传唱：“红军纪律十分严明，凡我同志都要记清……我们都是工农出身，工农痛苦知道最深……”

　　从《红军纪律歌》开始，《当兵就要当红军》《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红军胜利歌》等一批简单明快，充满了最朴实言语和最明确目的的优秀革命歌曲开始相继创作并在部队中教唱，数量比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多得多。

　　“行军时唱歌，吃饭前和休息时也要唱歌。”老红军黎东汉回忆说，苏区的青年们就这样唱着红色歌曲参加红军，唱着红色歌曲发动冲锋，唱着红色歌曲欢呼胜利的。

　　91岁的老红军杜万荣如今仍然豪气逼人，当年，他任红四方面军30军88师263团连长，在河西走廊死守倪家营子两天两夜，战至全连只剩8个人。敌人爬上来了，他就带领8个战士高唱《红军三大任务歌》，用已经秃了头的红缨枪把敌人再捅下去。

　　这首由红25军创作的《红军三大任务歌》，是这样写的：“红军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铲除封建势力，实行土地革命，要建立起工农政权，坚决斗争，革命到底……”

　　“都打红了眼，8个人一遍接一遍地唱，要打倒帝国主义，要有土地，要有饭吃。”杜万荣激动地击打着座位的扶手。

　　劣势装备的红军在长征中，曾多次遭遇敌人骑兵的冲击，部队缺乏有效的战法。后来，红军著名文艺工作者李伯钊在泸定桥畔写下了《打骑兵歌》：“……指挥员和红色战斗员呀，骑兵来了不怕他呀，要确实相信自己手中的武器，投手榴弹，用刺刀杀……”

　　毛泽东同志学了两遍后，马上命令部队全体学唱。

　　“我们不仅会唱，还按歌里说的去做。”老红军黄家祥回忆说。在湘江血战中，他所在的红一方面军8军团伤亡惨重，番号被取消，他转隶到5军团，参加了掩护敢死队强渡大渡河的战斗。

　　除了正面歌颂革命斗争的歌曲，红军时期还创作流传了一批反映劳动人民反抗封建统治者压迫的传统歌谣。

　　“头上包个烂帕帕，脚上穿个棕袜袜，背上背个饭笆笆；我为穷人打天下，你当我做啥？”这首《我为穷人打天下》格调淳朴，风趣幽默，以问答的口气，表现了革命者的生活目的和抱负。

　　“送郎当红军，打开天下，穷苦人有田地……”家住江西的陈发姑老人今年已是112岁高龄了，尽管她的记忆已经模糊，但她仍能唱完这首由江西民歌改编的红军歌谣。

　　不知道唱这首歌时，陈发姑是不是想起了当年诞生在这片热土上的苏维埃共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