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是比较早“下海”的

　　看过陈洪博客的一个记者回忆，1992年以前,报社开记者会，驻站记者来自全国各地，相互间散烟，都是各地自产的牌子。自1992年下半年起，他发现大家突然开始散“红塔山”了。当时各地还没有纷纷上马价格不菲的高档烟，作为全国性品牌的“红塔山”，10块钱一包，算是相当奢侈的烟。

　　直到今天，这个记者还常由此事引发感叹：“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你能在每个人身上看到经济大潮的活力和冲动。”

　　1992年，陈洪没有混到抽“红塔山”，但这股经济活力对他的影响也丝毫不弱。那会儿他在长沙市线材制品厂当车间书记，下班后时不时和几个工人一起出去接私活。一次，他们3个人给外面装3个大配电柜，每天晚上从6点半干到12点多，干了十多天，最后每人分了1700块钱。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

　　陈洪还曾被厂里派到深圳搞过一段销售。他每月百把块钱的工资由妻子到厂里领取，他在深圳每天拿33块钱出差费，一个月就是1000块钱。但深圳消费也高，旅馆包吃住一天就得25块钱，再加上抽的是“希尔顿”，所以几乎分文不剩。

　　一年后他回到长沙。差不多同时，邓小平视察深圳，发表了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南巡讲话。

　　1994年，陈洪停薪留职。“那个时候厂子已经在走下坡路，工资也低。另外老婆也在埋怨：人家的老婆，金项链啊，金耳环啊，就是攀比嘛。所以我压力挺大的。”

　　其实那时，他周围大部分的同事、同学、朋友基本上还是靠工资吃饭，厂里的待厂里，机关的待机关。毕竟，如他所说，“湖南这个地方开放比较晚”。

　　陈洪每个月交给厂里100块钱“停薪留职费”，开起了小饭馆。直到1996年店面拆迁，他3年间挣了十多万元。其时正赶上厂里集资建房，陈洪把原先分的一居室退了，买了套66平方米的两居室，用掉了3万块钱。装修又花了好几万元，手里所剩无几了。

　　1996年，由于一场至今扯不清楚的“兼并”，陈洪和他的同事们彻底下岗。他拿手里剩的钱，又借了一部分月息2％的高利贷，凑了十几万元，在工厂宿舍区附近开了一家自选超市。

　　陈洪今天把当初失败的生意总结为“错误的时间和地点”。那个时候大家都面临下岗，对未来没有信心，不敢花钱消费。而地点选在厂宿舍附近，“我那时还算混得比较好的，工人中间有一种相互嫉妒的心理”。所以生意做不起来。

　　生意不好，还经常有人来“找麻烦”。先是派出所来收联防费，张口1200元。陈洪也没和对方客气：“抢劫啊！我就是这里线材厂的下岗职工，我是因为没饭吃才来开的这个店。120我有，1200没有。”来收钱的户籍民警说：“那就给120吧。”陈洪说：“120都没有。”后来，给帮工办了两张暂住证，花了100多块钱，才算了事。

　　“但是有些人我还是惹不起啊。”店还没开张，税务监管员来了，拿着600块钱汽油票，让给报销。陈洪根本没有汽车，自己用三轮车拉货。但是他老老实实给了700块钱。“不然的话，他在税务上找你的麻烦，你也没有办法的。”

　　他租的是两层楼，想把楼上分租出去，减轻点儿负担，就在周围贴了几张小广告。结果城管来了，说是一张罚1000元。先说好话，最后，每人给搬两箱啤酒到车上。

　　居委会老太太来收卫生费。“当然得给了，她老太太，你惹她不起的。”标准局来检测衡器，合格了要贴张纸，“好，请交钱。”卫生防疫站也来抽查食品，像啤酒，看了厂家的合格证不算，还要搬一箱走，回去检验。检验合格了，“好，检测费。”抗洪救灾，街道上来收钱，说是做生意的都得交。陈洪说我没钱。“没钱？你开这么个店，怎么会没钱？”

　　“哪个地方不要钱？！”陈洪一肚子的苦水倒也倒不尽。

　　超市开了一年多，破产了。1998年春节前，陈洪把所有的账清了，又变得两手空空，连买厂里的两居室也拿出去抵债了。

　　此前不久，1997年年底，陈洪与妻子离婚。

　　那时，他万念俱灰，自杀的心都有。所有事情都了清的那个晚上，他走路回父母家，七八里路，他就走在大马路中央，汽车看了他都绕着开。“就想，谁倒霉，他撞着我算了。”说到这儿，陈洪一向乐呵呵的声音低了下去。

　　我的失败不全是性格问题

　　其实，在38岁之前，陈洪在同龄人中算是比较成功的。可到了40岁，他一下子成了下岗职工，做生意也失败。当时还没觉得自己老，过了半年多，有一次他偶然照镜子，才发现自己头发白了、掉了，连胡子也白了。

　　后来，他炒过股、给私立学校打过工、印过名片、开过茶室、照过快相，最终开起了“摩的”。

　　“你干过的事情不少，都没干出名堂来，原因是什么呢，机遇，还是性格？”记者问他。

　　“性格、机遇都有。其实我的失败也不完全是性格的问题。”陈洪沉吟了片刻，“这个社会，下岗工人要做点儿事真是很难。因为他的起点太低，竞争太激烈。政府又很少为下岗职工提供具体帮助。政府重视的是招商引资，针对的是大的资本。”

　　接下来他分析：这个下岗职工能做的事，那个也来做，这就形成激烈的竞争。一激烈就容易乱，一乱政府就出来治理。要是政府不搞“经营城市”的话，像历史上，老百姓摆个小摊，总有条活路，虽说过得不富裕，但总可以养家糊口。现在政府讲“经营城市”，下岗职工摆个夜宵不行，卖个早点不行，蹬个三轮车不行，跑个“摩的”也不行，全部都禁止。然而下岗职工的技能是很单一的。像线材厂，大部分工人一辈子就干一个工种，脱壳、退火、拉丝、镀锌、打捆，一旦抛向社会，他们只能干一些被政府禁止或至少不情愿让市民干的事情，政府鼓励的有技术含量的事情，他们都干不了。“然而他们前面几十年是为国家做了贡献的。历史不能形成断层啊！”

　　做名片业务时，为了方便接生意和送货，陈洪买了辆飞狐牌摩托车，连上牌共花了8000块钱。不久，2003年2月，长沙市出台“禁摩令”：摩托车禁走“六路一桥”，也就是主干道全部不让走。

　　“这就是断了我的生路嘛。”陈洪感到不服，于是在“红网”的“百姓呼声”栏目里写文章。没想到几篇下来，点击率一路攀升，陈洪的内心也获得一种满足：“咦，看来我还不是一无是处啊，还有人承认我。”

　　“至于有人在网上质疑我不是中学文化程度，那说明我不错啊，自我感觉挺好。”他笑着提高了几分声调。其实他还真是中学文凭，1974年年底高中毕业后就下乡，在农村待了4年，参加过高考，但没考上，招工回城后做了8个月的工人，随后就一直在工厂里从事财会和管理工作。

　　2003年11月，长沙市市长在《长沙晚报》发表公开信，“痛斥那些不文明行为，号召全体市民都行动起来，关爱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家园，珍爱城市的环境和形象。”

　　陈洪随即以“长沙刁民陈洪”的名义，在网上发表致市长的公开信《长沙是谁家？凭啥我爱它？》，称“现实的长沙，却真不像我们工薪阶层、下岗职工及贫困人群的家”。

　　后来这位市长在一次会议上表示，自己看了这封信后“深深地感到自责”，“这说明我们的工作中确实还存在不少问题”。陈洪由此名声大噪，成了著名的“长沙刁民”。

　　他的网络写作也一发不可收拾。2005年年初，他听说了“博客”这玩意儿，便开了个人的第一个博客，但两周就被人黑掉了。后来他开始在别的网站上写博客，谁料还是不顺，这个博客又数次被人盗用篡改。2006年7月27日，他新开了目前这个博客。

(责任编辑：安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