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工厂聚居区，90％以上都是贫民

　　长沙市线材制品厂原厂址在左家塘，地理位置不错。经过一系列让厂里职工莫名其妙的“兼并”后，厂房没了、设备没了，那片地如今立起3栋高档楼盘，名曰“东方新世界”。

　　售楼处内的销控表布满红点，显然相当火爆。据销售人员介绍，该楼盘共有1200余套,去年11月开盘，今年12月入住,如今已所剩无几。这里的房子，均价3400元，在长沙算比较高的。

　　宣传页上印着这样的文字：城市的繁荣与进步，映衬着我们的生活质量和品位。东方新世界，吸引着享受现代城市生活的精英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感情，如同对待亲人、朋友。

　　然而就在离这处楼盘不远的老宿舍区内，很多不是精英的下岗职工，以丝毫谈不上质量和品位的方式生活着。他们对这个城市的真实感情，外人也许很难捉摸。

　　长沙人有喝早茶的习惯。不过在工厂宿舍区，这早茶可没有什么精致点心，就是街边一杯1块钱的清茶，下岗的同事几人坐在一起聊天。老人一般出来得早，6点过就坐下了。中青年稍晚点儿，中午11点过，各自回家吃午饭。下午出来的人不多。到5点过，外面打零工的人陆陆续续回来，大家也坐下喝喝茶。

　　上午8点半，陈洪开“摩的”来到宿舍区。大家照旧坐着喝早茶聊天。上面通知了，拖欠的4个月工资，今天会发3个月的。本来说是昨天发，但昨天陈洪和很多同事都去银行查了，并未到账。职工们质问主管领导，才承诺今天一定发。

　　与陈洪同龄的王跃进起身掐掉手里的烟屁股，“我去看看，到没有”。大家一起笑，说：“好，他去看看，他去看看。”大约十几分钟后，王跃进回来，说是到账了。然而他丝毫也不兴奋，3个月工资，扣掉每月水电费，他拿到手只有170多块钱。上个月，交完水电费，所有工资还得倒贴给单位9毛钱。

　　依旧是沉闷的一天。

　　街边停一辆卡车，车尾立块牌子：砀山梨，每箱10元14斤，欢迎品尝，又甜又脆。

　　“像这种梨子，10块钱14斤，在长沙算……”记者问。

　　“10块钱4斤，不算贵的。”陈洪说。

　　“是14斤。”记者强调。

　　“哦，我看花了。那是很便宜的。”陈洪笑道。

　　这时坐在旁边的人说了一句：“我们厂里没一个人买的。”

　　陈洪接话道：“真是，我还没看见一个。就是这么便宜的水果，还是没人吃。”

　　下午6点半左右，天色已开始变暗。一辆摩托车架着一副牛骨架驶来。有人喊一声：“骨头，买骨头哦”，街边坐着的不少人马上围过去。只听见议论声，“这块骨头砸碎了熬汤，很好吃的。”

　　陈洪在旁边看，笑着小声说：“开荤了，牛骨头。”

　　41岁的下岗女工周红看中惟一一块牛肉，黑乎乎的，显然是卖剩下了很不好的那种。卖肉的要10块钱，周红讲成8块钱。可她没带钱，找旁边同事借的。

　　脊椎骨卖3块钱一斤，有人要了一截，7块钱。于是从兜里掏出揉得皱皱巴巴的一堆零钱，一张一张数给卖肉的。还有人选了一个蹄子，4块钱。

　　卖肉的摸出一柄小斧，在地上使劲砍骨头。骨头上没有一点儿肉，发出“咔咔”的声音。

　　一个穿着肥大校服的小女孩儿走过，看见围这么多人，于是很感兴趣地凑过来。只瞄一眼，便做出受到惊吓的表情，“哦，好吓人”，然后就跑开了。

　　然而成人们显得非常快乐，相互开着玩笑，脸上堆满笑容。有人拎着牛腿，远远问：“你要不要啊？”那边答：“给你吧。”

　　“这是天天来吗？”记者问

　　“不，不会每天。”陈洪说，“他们这种，不是正规屠宰的，严格说来不让卖。这个地方牛肉肯定卖不动，吃猪肉都吃不起，还吃什么牛肉！像这种骨架，又能补钙，还有点儿油腥，这就是下岗职工的营养补充嘛。”

　　“他们天天能吃肉吗？”

　　“不可能！”陈洪拖长了尾音说，“一个星期能吃上一次肉，算家境比较好的。”

　　“我看你那儿也是做的素菜？”第一次进陈洪家，床上铺张纸，放着上顿吃剩下的一碗萝卜菜、一碗苦瓜和一碗米饭。

　　“我也是素菜，一个月能吃上两次肉差不多。当然，朋友来了，也叫我出去吃。”

　　听见这边在讨论肉的事，有人走过来说：“卖不掉嘛，像这种东西，在别的地方没人要。”

　　“像这种场景，你要不是来这里，是看不到的。”陈洪说，“像这种工厂聚居区，说白了，90％以上都是贫民。”

　　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

　　下岗10年来，陈洪觉察到，不仅先富者和按理应当后富却始终未富者之间的经济差距在拉大，而且精英与民众的分野也在逐步扩大。

　　他的感觉是：说好为了明天的幸福，咱们大家都要“摸石头过河”，但如今还在河里摸索的全都是昨天的工人和今天的农民。河中没有精英，只有瞎摸乱闯的穷人。新一代领导人想救我们上岸，但一些我们昨日的同伴，今天的贵人却把守着河岸，不准我们靠近。

　　很不幸，他自己的博客就见证了这种“社会断裂”。

　　一个署名“郭锋”的人，在《一个摩的司机的自白》后跟帖：“作者，我比你大4岁，今年已经52岁了。我不同意你的观点。因为，国家、政府并没有义务照顾我们这一代人一辈子。

　　“我在上初一的时候，已经从北京去了农村，靠挣工分自食其力。此后，经过努力，我当了兵、当了工人并在1978年靠自学（用三个月时间自学了初高中数学的全部课程）考上了人民大学。此后，又考上了研究生。现在，我没有下岗的顾虑。我可以凭自己的头脑和双手生存下去。我大学同学中，像我这样经历的人，比比皆是！而且，我也没有任何高干子弟的背景。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什么天才或者幸运儿。

　　“讲这些，无非是想告诉你，一个人，如果堕落到让别人、让社会、让政府和国家来为自己不争气的命运买单的话，那你就不配活着！50年代出生活到现在的人不止你一个。在我们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政府和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都是一样的，并未厚此薄彼。咱们都是站在同一条时代的起跑线上的。至于有些人发达了，有些人落伍了，这个责任更应该从自己身上寻找。”

　　陈洪则写了《一个下岗职工给同龄“研究生”的回信》：“我们处于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道路、不一样的经历，我们当然也会有不同的感受。可以说，精英阶层与平民百姓阶层之间，目前在思想上、认识上已形成了一条巨大的鸿沟。可以不客气地说，这条巨大的思想鸿沟已影响了我国的社会安定团结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你们作为‘政府精英’或‘国家理论精英’阶层就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吗？

　　“政府及领导阶层有责任和义务通过政策、法律、税收、提供就业机会和社会资源的二次分配、三次分配等手段，来保障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

　　“我们之间所产生分歧的原因是，由于不同的地位和经历，产生了不同的政治认同。如果一个社会没有基本政治认同的话，一切看似正确的理论或政策都有可能失去其应有的效能。因为，建立稳固的政治认同才是一个社会维系稳定和发展的基础。”

　　长期关注和研究民间思想的学者丁东，看过陈洪的博客后连呼“有意思有意思”。他认为，郭峰把下岗职工的遭遇不是归于制度安排和制度缺陷，而只视为个人奋斗，“目前社会上弥漫的是这套逻辑，但它肯定不占理”。一般人不敢明目张胆地说，而这次郭峰跳出来把很多人暗自相信和遵循的规则挑明了。

　　丁东对陈洪博客的意义评价颇高。“陈洪自己出来说话，和有良心的经济学家为他们说话，是不一样的。关于下岗职工这个群体的外部描述我们其实都见过，以前总是‘他’，而以‘我’的身份出来发言的还没有。”

　　他很肯定陈洪使用博客这一网络新工具，认为这对建立和拓宽底层弱势群体的表达渠道非常有意义。

　　事实上，陈洪在写第一篇博客时还不自觉，但在和读者的互动中已变得越来越自觉。他写道：为穷人呼喊，应是我的本分。因为，我也是穷人。各阶层有各阶层的需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声音……穷人本应该是改革的支持者、拥护者，也应该是改革的受益人。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工人成了改革的最大牺牲者，在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改革成了损不足而补有余的合理借口……穷人不是害怕改革，也不是反对改革。他们反对的是由少数人控制的、缺乏监督的、损不足补有余的改革。

　　善待穷人，穷人则是富人的福利

　　日前，“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在北京举行。有专家呼吁，应当按照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理念，较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

　　陈洪在博客上最新的一篇文章发表于10月5日。他在文中称：有人给我留言，说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不平等，这叫适者生存，是自然法则。你陈洪开“摩的”钱少是事实，心理不平衡也无可厚非，但你有仇富心理就是你的不对了，社会要发展，就要有竞争。

　　对此，陈洪分析道：“说到‘竞争’，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这是一种竞次。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在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回归。

　　“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

　　“新的廉价劳力的大量出现和就业难的问题，我相信总会对现行庞大的公务员体制产生冲击。因为，在你们的下方，还有一个半饥半寒的庞大的群体。只有尽快拓展他们的生存空间，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他们才会不眼红幸福的你们。我认为，善待穷人，穷人则是富人的福利。”

　　就在陈洪这篇文章见诸博客三天后，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的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近25年来，中共中央全会首次专门研究社会事务问题。

　　据新华社报道：“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已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迅速成为贫富差距之大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之一。

　　“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不到2％，而10％最高收入家庭的财产总额则占40％以上。”

　　新华社还引用中共中央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部主任严书翰的观点：“六中全会后，中央将重视从操作层面解决公平公正问题，而不是停留在理论上。”然而，他同时提醒说，“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们对公平的期望值不能超越社会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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