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消除不和谐因素，是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步。

　　正在举行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若干重大问题。围绕着这个议题，有关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等事关和谐指数的问题，引起了多数人的关注。

　　相关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均GDP发展到1000至3000美元时，可能会出现贫富加大、两极分化加剧、失业人口激增、社会矛盾激化等种种社会经济问题。我国在2003年人均GDP就突破了1000美元，去年达到了1700美元。在过去的20多年里，我国从一个收入分配较为平均的国家，一跃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所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理顺收入分配关系，已成当务之急，这也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方面。

　　据统计，2005年度12家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中央企业，其员工平均工资是全国平均工资水平的3至4倍。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收入，使社会各阶层利益失衡，成为不利于社会和谐的一个因素。

　　国家发改委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所收入分配与消费研究室主任陈新年说：“打破垄断是最好的，但是现在打不破，那么就要加强社会监督，加强主管部门对它的核算和约束。”

　　陈坦承，收入分配改革最难的就是垄断行业这一块，重要的就是“扫除体制障碍，创造平等致富的法制环境”，做到“劳动收入工资化，工资收入的货币化，各种收入的透明化”。

　　收入分配关系百姓切身利益，直接影响社会和谐。2005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0493元、3255元，实际增长9.6%、6.2%。但城乡、行业之间的差距仍在拉大，反映社会公平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警戒线。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虽然一方面强调“不必拿基尼系数来硬套我国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表示，我国城乡、地区、行业，以及部分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偏大的问题已形成共识，必须采取措施逐步解决。

　　苏海南认为，十分重要的方面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解决城乡收入差距的最有效最根本措施是减少农民，使大部分农民变成非农民。这是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后工业社会转变历史过程中的一种规律，也是我国减小城乡差距的方向。

　　构筑和谐社会，国家发改委经济所薪酬设计中心主任徐振斌博士认为从小的方面讲就是“更强调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信和了解”，从大的方面讲就是国家为个体发展所创造的公平公正平等的生存发展环境。

　　贫富差距扩大有碍社会和谐，但徐振斌也提醒人们不要简单、庸俗地理解这个现象。市场经济后衍生了许多阶层，社会分工细化，各种收入来源也多样化，收入差距拉开是必然的。“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这种现象。”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要更加强调和注重社会和谐。”徐表示，对于合理合法的差距，人们要有正确的态度，对于不合理合法的差距，国家就要在制度上进行改革，保障社会弱势群体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从早先的阶级斗争发展到现在构建和谐社会，我国正向更富裕的国家目标发展。”他说。（中华工商时报/中国经济网）

　　中央党校资深党建专家叶笃初教授说强调，和谐社会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的和谐社会，“这一点我们必须明晰”，“恰恰由于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我们建设和谐社会具有许多有利条件。”

　　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25日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并决定六中全会于10月8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六中全会的一个主要议题是研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点击详细

　　新华网北京10月9日电（记者李诗佳　林立平）过去两年，中国政府倡导建立“和谐”社会，并将“和谐”理念延伸到处理国际事务的实践中，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好评。从和谐中国到和谐地区、和谐世界，中国向世界展示出一个文明古国选择的和平发展之路。〉〉点击详细

　　近年来,让老百姓高兴满意的事情接踵而至:

　　我国第一个绿色GDP核算报告9月7日问世,以价格化的形式计算出环境污染损失和虚拟治理成本。尽管这一成果还是阶段性的、初步的、探索性的,但它必将激励各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好地处理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关系。它也预示着我们的天更蓝,水更绿,空气更清新。

　　用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已经摆上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议事日程。北京将推出一套幸福指标体系,并将其纳入和谐社会指标体系之中;深圳已经制定出该市的“和谐深圳评价体系”,囊括了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生态文明6大指标;由上海市政治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牵头制定研制的“和谐社会指数”,今年初也已经成功通过测试。〉〉点击详细

(责任编辑：安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