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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9月11日《人民日报》登了一张标题为《“厅局级的享受”竟成广告语》的照片，文字说明是：“9月8日，笔者路过江苏省南京市机场高速公路。路边某卷烟厂的一块广告牌上，赫然写着‘至尊××——厅局级的享受’。‘至尊××’是某卷烟厂生产的卷烟，每包售价100元人民币。”照片下面有评论说，“广告是商业行为，商业行为折射着大众心理。先不说烟草广告是否合法，‘厅局级的享受’成了广告语，反映了扭曲的‘级别观’在现实生活中的无孔不入”，等等。 “厅局级的享受”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既然强调的是“厅局级”，那么，是否上面还有“省部级的享受”，下面还有“县处级的享受”、“乡镇级的享受”？严格说来，烟草商也好，广告商也好，都应该与这类官阶无关，他们当然无法亲身体会这种“享受”的具体内涵。但是，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何况人眼是秤，商人则更加精明。所以，从他们嘴里说出来的“厅局级的享受”，值得玩味，不宜草草放过。 “厅局级”的官，人们见过不少。印象深的，大致上可以分两类。一类，以孔繁森为代表。离家万里之外，奔波雪域高原，一心一意为人民谋利益，为改变当地贫穷落后的面貌尽心尽力。好像没有听说过他有什么“享受”。如果说孔繁森真有什么“厅局级的享受”，那就是他比他的同事工作更辛苦，要求更严格，生活更简朴。范仲淹写《岳阳楼记》说“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当时他当的官最多也就是“厅局级”。他说：“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欤！”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呢？恐怕与“每包售价100元人民币”的香烟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关系。 另一类，可就乌烟瘴气得很。江苏的徐国建，当省委组织部长之前，在盐城当官，是“厅局级”；安徽的王怀忠，当副省长之前，在阜阳当官，也是“厅局级”。要说他们“厅局级的享受”是什么内容，媒体都曾经披露过一些，似乎远比“每包售价100元人民币”的香烟阔绰。由此想起慕绥新的一身“行头”。2001年6月18日《工人日报》曾经披露过他身居“厅局级”时的一个细节，说：“大约3年以前，当时大红大紫的慕绥新曾经邀请一批香港记者到沈阳采访，一位香港记者偏偏盯上了慕市长的一身‘行头’，从衬衫、领带、西服、皮带到皮鞋，全是世界名牌，粗略估算也值几万港元。这位记者不解地在报道中提出，内地市长的月收入不过1000多元，慕绥新如何穿得起这么贵重的‘行头’？” 烟草商、广告商做广告卖香烟，目的不过在做生意。炒作某种品牌，不过是为了卖个好价钱。一包香烟能卖100元人民币，固然增加了税收，但是其中的暴利也很惊人。明知道这香烟太贵，然而不得不买者，一般说来，不过是为追求一个“档次”。平民百姓要去求人办事，送点“厅局级的享受”香烟，也许能顺当些。掏自己的口袋尽管心痛，那也不得不掏呀。公款报销的开会接待，摆点“厅局级的享受”香烟，也许现场气氛就更高档些。掏公家的口袋只要有个名正言顺的理由，不掏白不掏，反正又不需要向纳税人公布收支事项，何乐而不为呢？烟草商、广告商为什么看中这个“厅局级”？说穿了，他们实在是看中了社会的这种消费心理，想利用这种心理多赚一些银子而已。说他们故意挑拨官民关系，在平民百姓和“厅局级”官员中间划一道鸿沟，诱人逾越，那是高看他们了。何况，社会风气如此，这种畸形消费心理一时也很难改变，就是烟草商、广告商不做这种广告，“厅局级的享受”类的香烟一样照卖不误。由此折射出来的种种社会问题，才更值得人们深思。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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