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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品新 博士
实名制是一道美丽的流行色。从储蓄实名制、证券账户实名制、高校ＢＢＳ实名制到ＱＱ群群主实名制等的实行，从上网实名制、火车票实名制、娱乐场所实名制到献血实名制等的热议，实名制似乎成了包治社会百病的灵丹妙药。据最新报道，今年年内信息产业部将出台《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办法》，对手机实名制作出规定。
然而，法治的本质就是平衡，任何一种制度都必然涉及到不同价值的选择和实现问题。手机实名制不是百利而无一害的选择，它将在规范社会秩序方面产生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泄露公民隐私等消极后果。同其他实名制相比，手机实名制的负面影响更为深远，不由不让人尤为警觉。
手机实名制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主要在于它能够有效地侦防、吓阻形形色色的手机违法与犯罪现象。有关统计表明，目前我国大多数手机犯罪使用的都是非实名的预付费手机，违法短信、诈骗短信、色情短信等手机违法也是如此。要遏制这一股股愈演愈烈的反社会逆流，手机实名制不啻于一记响亮的重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人对手机实名制之弊端的认识却普遍不足，至少不深刻。多数人注意到，手机实名制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对公民隐私的保护，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支出。一些反对搞手机实名制的人还尖锐地指出，不能因为少数有犯罪之虞的人，就牺牲大家的权益。问题难道仅限于此吗？
在笔者看来，公开某一手机号码的使用者是谁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让非实名手机的用户拿着身份证去补办一个手续也花不了几个银子……同净化手机使用环境、打击手机犯罪相比，手机实名制的利大于弊似乎是任何“有脑人”都能得出的结论。可是，手机相当于一个ＧＰＳ全球定位系统装置，在无有效保障措施的情况下，一个实名持有手机号码的人将行踪时刻暴露于外而无可遁形。
早些年，欧美就出现了信息技术公司将手机定位技术商用的事例，特别是在帮助父母“跟踪”儿童的方面。如今这一业务在我国也不再是什么稀罕事，不仅国内各大手机运营商在北京、深圳、郑州等地推出了名为“亲子通”、“定位之星”、“灵通宝贝”的特色服务，而且一些地下调查组织、乃至不良网站正在或明或暗地干着这样的活计。不难设想的是，在手机实名制推出以后，手机定位完全有可能蜕变为一种可怕的武器。到时你、我、他都将成为真正的透明人，不仅在调查罪案的警方面前，而且可能在居心不良的凡人面前！这又是怎样一种可怕景象？！
推崇手机实名制的人总是津津乐道：今日之韩国、泰国、澳大利亚、日本、南非等国都选择了手机实名制，手机实名在全球铺开是大势所趋。老实说，这一论断是否准确笔者不太懂，也不想搞得一清二楚，因为或许他国有实行手机实名制的土壤，我国却不一定具备。以日本为例，该国先后通过了《行政机关保有利用计算机处理的个人资料保护法》、《行政机关保有的情报公开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及其修正案，这些法律在很大程度上撑起了防止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的保护伞；而我国的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保护立法吵吵嚷嚷好多年，迄今为止“只听楼梯响未见人下来”。
据不完全统计，在世界范围内，个人数据保护立法始于瑞典1973年颁布的《数据法》，德、法、加、英、美等20多个国家或地区随后纷纷制定了本国这一方面的法律。特别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1980年《关于保护隐私和个人数据跨国流通指导原则》与欧盟1995年《个人资料保护指令》的出台，更是在国际上形成了重要的示范效应。由此可见，与其说手机实名制是信息时代的趋势，不如说个人数据保护立法才是真潮流，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必不可少的前提。
笔者并不是反对我国推行手机实名制，但对于不顾现实条件如何而过早强推手机实名制，是要质疑的。人们有理由追问：推行手机实名制，我们的条件成熟吗？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证据学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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