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

　　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

　　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

　　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

　　中国文化为什么没有展示出应有的魅力

　　我曾听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音乐人说：“每个初次来华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文化孤立。”

　　“文化孤立”的说法显然是过头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器物文化和餐饮文化，现在“中文热”也在逐渐兴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的外部沟通上，虽然近几年有所改进，放弃了一系列极“左”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习惯，但依然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在整体上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

　　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吗？其实不是，拿中国参加两次世界博览会来说吧，2001年德国汉诺威世博会开幕前，据民意测验，中国馆在“最想去看的馆”一项中排在第二位。但问题出在哪呢？

　　我去看过汉诺威世博会的中国馆，印象最深的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的图片，还有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再是一座不大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模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很少有人在某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2005年日本爱知世博会的中国馆，显然是做了努力，但在理念上还是没有多大改观。当时，世博会大门口有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譬如，法国三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而中国馆门口却基本不需要等待。

　　两次世博会的窘境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一、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真正能吸引人的象征图像，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二、几乎不知道当代国际间的高层审美趋向，把各国观众都幻想成了“爱国老华侨”；三、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四、盲目高估了中国古代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浮雕、四大发明、先秦诸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与德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像，欠缺亲切，欠缺互动。

　　不能过度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

　　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申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这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必须认真面对。

　　第一，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把民族的价值置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一大障碍。中国文化确实伟大，但并不具有全人类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许多人都在说，中国文化独创了许多东西，比如，“己之不欲，勿施于人”、“以人为本”等等，其实，这些原则在人类别的文明中也提出过，并不是我们的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

　　反过来，我们又常常有一个误会，把许多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比如，前不久，一些加拿大华裔学者成功地把南京大屠杀写进了教科书，他们说，以前我们中国人往往在申诉中国的苦难。外国学生会觉得在过去的战争中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民族很多啊，不会太在意，我们把这件事提升为现代世界公民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那就可以被广泛接受了。

　　在汉诺威世博会上，德国馆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德国人那么骄傲，却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它们都突出了文化的向外互动价值。

　　文化的差异未必导致冲突

　　第二、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颠倒了，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另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和评论：“京剧征服了世界！”、“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冲突。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此概念，因为在那里最怕“求同”。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琅琅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正如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小小的灵魂能这样，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因此，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在当今世界，中国文化在传播中要做的，不应该再频频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而应该崇尚文化差异，并从中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

　　中国文化必须在现代世界寻找新的支点

　　第三个观念性障碍，是对自身文化的认知。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一种目空一切的文化自傲，还把别人的文化反思批判成了文化自卑。其实，中国的古人言谈，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今天的文化实力；中国的文化优势，并不能掩盖它的严重缺憾，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融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转型，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局部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失语状态。

　　我诚恳地希望，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人，一方面，需要对外传播中国文化，另一方面，又要以国际坐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要直率地告诉国内，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在国外的所谓“轰动”，主要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兵法、武打、变脸、权谋或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

　　文化交流主要通过感性形象来实现

　　第四，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最近几年不少官员和文人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种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记得，德国诗人歌德对中国人情感方式的惊喜发现，是通过中国古代一部三流小说《风月好逑传》，而不是通过他早年就读过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其实，我们对德国文化的感受，也不是通过什么官方话语，而是通过歌德、贝多芬、巴赫。

　　在当代传媒间，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固然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几位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话语、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作者是中国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

　　《环球时报》 ( 2006-10-09 第1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