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

　　10月8日在京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今日进入最后一天的议程。此次会议着力研究和谐社会，并将作出重要决定。从中共十六大论述要建设“更加和谐”的小康社会，到十六届四中全会完整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概念，再到此次六中全会对“和谐社会”议题进行专题研究，显示出执政党对治国方略的调整思考日益成型——整体的“社会和谐”状态，取代此前20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当务之急的“经济发展”速度，成为着眼的重心。

　　在当下的中国，执政党的思考和努力无疑是关键，但对于“构建和谐社会”这样一个全局转型的大命题来说，仅仅只有执政党之力，却也绝对是不够的。原因很简单，如果“和谐社会”命题的提出，是一种社会危机感下的反应，那它首先要解决的，是讨论现实社会中存在着哪些不和谐——居庙堂之高，固然可以作高明的判断归纳，而处江湖之远，则更有真实具体的切肤之痛。所以，区域与个体的贫富差距、就业就学就医的民生艰难、迟迟无法打破的垄断之祸、层出不穷的官员腐败、双轨体制下的权贵勾结……正是当下社会民情所斥舆论所指。由此引发的关于中国改革何去何从的争论至今未消。

　　“和谐社会”命题下的讨论还远不止于此。即便在官员腐败、贫富差距、分配不公等不和谐内容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仍然还有许多其他问题亟待得到讨论。如形形色色的不和谐问题由何而来？根源何在？怎样反思？何者为重需优先对待处理？如何对症下药？何谓治本？由谁来判断某项不和谐已经得到解决或者缓解？又由谁来监督防止消除某项不公的过程中制造新的不公、弥合某些不和谐的过程产生新的不和谐……

　　可见，要让“构建和谐社会”开题走笔，首先需要的正是一个开放的公民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里，可以讨论不和谐所在以及为什么和怎么办的种种问题。唯有自由、充分而理性的讨论，才能取得具有公共真实性的共识。公共真实，无疑是社会和谐的最起码前提。

　　而“和谐社会”的概念与命题，又岂可仅仅被视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被动反应。它更当是一重指向现代文明的积极社会理想。作为一个“好社会”的积极理想，“和谐社会”更需要确定自己的价值理念——“和谐社会”，自然是人人称好的，不过即便是人人称好的事情，为何它偏偏就不能自然而然地发生。古今中外比比皆是的例子证明，破易而立难，确立真正的民主共和，比之否定打倒封建专制，实在是艰难得多。因此，“和谐社会”的命题之下，讨论不和谐问题是一方面，确立起和谐的价值体系与操作制度，则是更为重要关键的任务。

　　事实上，以公民社会为基石来讨论构建和谐社会，必然就将为和谐社会提供出公民社会固有的一些价值理念:在个人与个人的私权关系上是平等与宽容，在个人与国家的私权对公权关系上则是独立与自由。康德为公民社会所下定义——决不拿别人当手段，正是“和谐社会”所要遵循的最基本的道德秩序。然而，现今中国社会中的种种不和谐，不同程度地都涉及到公权与私权之间、私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更为不和谐的是，这些矛盾与冲突无法进入有效的解决渠道，而突兀集中地涌流在社会的表面和深处。

　　因此有清醒的认识指出，和谐社会的品格，就是法治社会的品格，和谐社会的秩序，就是法治社会的秩序。以宪法为基本大法的法治社会，以法律为至高准绳，为公共权力划定边界，为私权纠纷提供裁决，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力量——无论是个人、组织，还是政府——之间的关系安排了合作、妥协和平衡的机制。中国“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转型，不仅仅在于经济上的市场化，也不可能求诸行政力量来一一抹平各种社会分歧，最终无疑就是要达至这样一个稳定健全的宪政秩序。以此为纲目，和谐社会的理想，才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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