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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治文:“4-25”是这样安排下去的

    谈德音

    王治文的气色相当好，面放红光。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在狱中呆了7年的人，而且已经52岁。

　　谈起入狱前自己为法轮功、李洪志所做的事情，王治文不断强调自己的法律意识淡薄，为法轮功痴迷者的言行感到惋惜，对“4-25”给国家和政府造成的负面影响感到内疚。“我们确实得反思啊！”2006年9月，王治文在狱中说。

　　王治文至今也不太明白，李洪志当初为什么选他负责同各地联络，组织办班。

　　那是1993年8月。“他（李洪志）跟我说了说。我感觉比较简单，就是办班。让我做我就做呗。至于什么原因我不太清楚。”王治文说，“因为我练功比较认真，可能是他对我这方面比较了解。”

　　王治文是和李洪志接触较早的人之一。“90年李洪志还在练，但是他没有往外传。个别的才往外传。有人向我推荐了一下。”王治文说他很感兴趣，找机会接触过法轮功后，经人引见，和李洪志见了面。

　　王治文是很注重身体健康、很爱好气功并较早练习的那一类人。

　　为李洪志联络办班是义务的。“因为当时我的地址在杂志上登过，这样，一些气功组织想和我联系就通过信函。”王治文说，他跟想办法轮功学习班的地方就具体事宜商量好后，转告李洪志，李洪志再专门带几个人过去讲课。办班收取的费用一般是4、6分成，外地拿4成，李洪志拿6成。这个钱王治文不沾边，是有专人管着的。而且，他为此产生的信函和电话费也是自己掏的。

　　因为办班，王治文和各地法轮功组织建立了联系。王治文也正是利用这一条件，向地方法轮功组织传达了“4-25”行动方案。

　　“4-25”围攻中南海的直接原因，是法轮功练习者在天津师范大学未达目的。1999年4月，天津师范大学主办的《青少年科技博览》上，刊登了何作庥院士的文章《我不赞成青少年练法轮功》。对于法轮功的负面报道，练习者们不能接受。他们纷纷前往天津师范大学交涉。“但是交涉最后（学员）不太满意。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谈一谈把事情解决。看来事情也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王治文说，“大概4月20号，这件事那去的人也就比较多了。”法轮功练习者没有达到目的不罢休，而天津师范大学又不退让。这时的王治文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了。

　　王治文在谈这些事的时候，双手有时会在一起搓一下，但语速一直很平稳。

　　“大概在4月22号吧，李洪志就（从国外）回来了”王治文说，“我跟纪烈武就（天津）这件事也谈过，4月22号，我们就这个事再商量商量，他（纪烈武）也没多说，就去了李洪志家，这才知道李洪志回来了。”

　　当天早上9点多钟，王治文与纪烈武来到李洪志北京的家。“去了以后，一看这件事情也比较重要，我把前因后果，我所了解的情况给他讲了一下。反正李洪志对这件事情的发展也比较关心吧。”王治文说，“当时我还着急上班，把这个反映完后我就回去了。”王治文离开时是早上10点半左右。

　　“当时这件事没有定啊，没有定。”王治文说，“但是情况呢我想李洪志已经了解了，我也认为这件事我反映上去了，我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因为这个我也定不下来呀！”

　　“到4月22号晚上，（天津那边）事态就比较激烈了。那边就确实驱散一些人吧。”王治文说，“这个事一发展的话，当时有那么一个说法：北京这边那大概就是定下来了吧，采取一种方式，去中南海反映一下。”

　　“4月24日早上，北京有个辅导员会议，李昌、我、纪烈武后来也去了。会上完事以后做了一些安排，当然李昌的话他做总体安排。我把所了解的情况跟他们说了说。之后李昌安排了像这么一个行动吧。”王治文说，“然后各区县的辅导站那儿，就把这些事情安排下去了。”

　　王治文负责和各地的辅导站联系。“联系的话主要就是北京附近的几个地区吧。廊坊、石家庄，有的地方也打电话了。像唐山也打电话了。讲的话就是把简单情况说一说，北京这些到中南海，把事情反映反映。如果你们那儿能安排的话也可以去，这个地点是中南海，时间是4月25号早上大概8点钟左右吧。”王治文说，“其他事情是李昌他们具体安排吧。”

　　“4月25日这天，按照事先的说法，我们到姚洁（法轮功组织又一骨干）家，她又安排了一个地方。李昌的话，当时和那现场，有联系吧。纪烈武和李洪志那边又通话联系。”王治文说，“李洪志是什么时候走的那里我并不知道，以后听说是4月24号走的。大概是啊，我也不太清楚什么时候走的。因为我以后就汇报一次情况，就和他没有再见面。”

　　王治文一直在“4-25”现场。“当时中南海也出来了一些政府官员啊了解情况。什么情况，这些学员他们都很清楚嘛，就希望了解情况比较多的人能和他们谈一谈。”王治文说，“后来呢，大概就是几个人吧，5个人，作为一个代表吧就去了，我也参加了。”

　　“当时和一些有关人员把我们的想法谈完之后，他们也提出他们的一个看法吧：一个是像这种人员这么多到这个地方聚集以后是不可以的，希望我们协助把人员疏散一下。我们几个把这件事情呢简单地讨论讨论。最后我们决定按他的要求，大概是晚上11点半左右，人员全部撤走。”王治文说，“这就是我们当天的情况。”

　　“（4月22号）当我讲完（天津）这些情况后，也想听听（李洪志）他的一些事情，他的一个决定吧。”王治文说，“当然（‘4-25’）这件事情最后也是由（李洪志）他来决定的，别人谁也定不了这个事情！”

　　5月1日前后，王治文所在单位以值班、出差等形式，有意让他离开过北京。所以，李洪志对“4-25”的反应王治文并不十分清楚。“但是我反正也大概知道一些，听说李洪志对这种方式不大满意，好像是说没有见到政府领导人啊，也没有一个结果，只是反映一下情况。”王治文说，“按他的意思，反正是听他们说啊，希望是能见到总理啊！”

　　1999年，王治文因犯组织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组织利用邪教组织致人死亡罪、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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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赵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