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庆节前夕，偶然在电视里看到的一则报道使记者在一派喜庆祥和的七天长假中，怎么也轻松不起来。与彭澎(化名)当初给记者写信时的心境一样，记者的心情亦异常复杂。

　　该报道讲述的是一群烂尾楼业主不得已集体住进了京城某在建楼盘售楼处故事。说来也巧，这则报道提到的楼盘，是与彭澎开了个“玩笑”的那个楼盘！

　　记忆的闸门打开，时间回到一年前的7月19日。这也是记者第一次与彭澎通电话的日子。第二天，记者收到了彭澎通过快递公司送来的材料。彭特别提到了他买房后的辛酸生活。

　　以下为彭的口述实录(小标题为记者所加)。

　　北漂族

　　1997 这一年我只身来京，成为北漂一分子。接下来的几年里，干过各种外地人干过、本地人不屑干的苦活累活，挨过各种白眼、侮辱，住过各种最脏最差的地方：桥洞、草地、平房等等。年轻的本钱、乐观的生活态度伴随本人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春夏秋冬。我要向苦难的父母证明离开那片贫瘠的土地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2000 这一年我做出一个重大的决定――搞IT。我没有太多的文化，没见过电脑。我花尽了除补贴父母的所有积蓄，买了一堆电脑书，报电脑培训班，有空就去逛电脑市场，常去百脑汇上免费的INTERNET。一年后，我把自己标榜为IT人，在工地上一块干过活的乡亲们拿我寻开心，说我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

　　邂逅爱情

　　2001 这一年命泛桃花，居然一个善良的北京女孩会看上我这样一个乡巴佬。可能是老天爷觉得这个小伙子受的苦难太多太多，给一点补偿吧。三个月后，我们领了结婚证。没有嫁妆、没有婚礼，可是那一刻是我最幸福的时候。惟一遗憾的是，父母因为想省差旅费没能见证我们的爱情。平生第一次有机会住进了太太家楼房――塔楼，70年代盖的。开始梦想有自己的房子，让善良的太太跟着过两天好日子。

　　买房

　　2003 这一年我做出了又一个重大决定――买房。拿出两个人所有的积蓄，有十来万。我们把想法告诉双方父母，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双方父母很慷慨，太太方赞助十万，我父母也拿出了六万――我给他们寄的钱一分未花，说是替我存着娶媳妇。剩下的从一些工友、朋友借了一些。资金的问题基本解决。我们的思想还很保守，不想付银行利息。

　　丈母娘心脏不好，太太是个孝顺女儿，我们选择了在丈母娘家附近的东华金座。四月，我们很快签了合同，一次性付完了全款(接近四十万)。卖房人是北京宣武区房地产经营开发公司，委托代理机构是北京纵横兴业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合同说是拿去备案，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对方签字盖章的合同。

　　合同上说2004年4月交房，我们激动地等着。非典来了，房子停工了。我们想非典过去了就会开工的。

　　十一月，我们把年迈的父母接来北京，我要让他们看看首都，我指着长安街上的一处商业楼，自豪地跟他们说，那个楼的四层地下车库是我们挖出来的，我还在房顶睡过觉。父亲回家了，母亲留下来看病。

　　房子没有继续盖。我们问出什么事了，没有人搭理我们，开发商总是不露面。

　　漫长的等待与哀愁

　　2004 日子一天天逼近，房子还是没有动静。有人短信通知，说聚会讨论怎么办。然后有人去了市房管局、市规委等等，无果；然后大家去找宣武区政府，无果；然后大家去区、市信访办，无果；然后一些人找法院，有告赢的有告输的。告赢的，执行庭没法执行；告输的，还搭进去一笔不小的诉讼费。这一年就这样(在漫长的等待中)过去了。

　　2005 房子烂尾两年多了，找开发商，找政府、上访、告状、接触媒体在继续。原本清贫而温馨的小家陷入了无限的哀愁。

　　家中二老两年之间老了许多，瘦弱的母亲坚持要去东华金座静坐，我流泪了；

　　老丈人、老丈母娘陷入了深深自责，因为当初是他们推荐的房子；

　　可怜的太太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压力，她变得沉默、抑郁，她说她受不了这种生活状态，而我发现自己对未来失去了希望。

　　后记

　　彭给记者的信最后时间定格于2005年7月19日15：00时。

　　彭澎在来信中说：“写这些文字的时候，看着路边自己曾经为之流血流汗漂亮的写字楼和进进出出的西装革履的人们，我不禁问：

　　我们参与建设的城市发展了，国家发展了，我们这个群体为什么还活得这么苦？为什么开发商拿了我们的钱，不给我房子，还不肯出来见我们？

　　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他胸中似乎有很多的感慨和难以排解的郁闷。事实上，记者和彭澎素昧平生，我们一共只有过三次交流的机会，一次是他写给我的信；另两次则是我对他的电话采访。他之所以能在记者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象，完全是因为他与别人不一样的经历。

　　严格地来说，彭其实比一般的房奴更惨。普通的房奴虽然活得也不易，通常压力也很大，但他们毕竟可以感受到房子带给他们的安慰。而彭，三年了，依旧是钱房两空。

　　记者曾用半个多月的时间对彭所卖房的那个楼盘项目做过调查，两度出席与之相关的庭审，切身感受过与彭澎有着同样买房遭遇的业主维权的艰辛。除了跳楼，他们任何的办法都尝试过了，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彭最后在电话中向记者透露，正因为经历这样一场变故，他和父母才不得不一直居住在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他和太太之间的婚姻也出现了一定的危机。他说他的太太因为家庭生活的压抑多次流露想要出国。

　　如今一年多过去了，彭澎究竟又是怎样的遭遇呢？

　　“为什么政府这么多部门都不能帮我们，他们至少可以协调所有相关部门协商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呀？为什么一遇到我们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老说中国是市场经济了，是法治社会了，让我们找法院？”

　　“为什么法院可以判那些要求开发商履行合同提供赔偿损失的业主败诉？或者即便胜诉，他们也不予执行？”

　　“如果开发商不给房子或不还钱，如果政府、法律帮不了我们，我们该怎么办？难道我们应该学习犹太人追伐施暴者，找回我们需要的公平？” 这些问题是发自彭内心深处的不满和控诉，但是没有谁能告诉他答案。

　　“我希望我是一个侠客，救那些被遗忘的疾苦中人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彭最后的、也是最难以实现的心愿。(周雪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