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来自解放区的新安旅行团，几十人打着腰鼓扭着秧歌进驻上海，这就是上海歌剧院的前身。半个世纪过去了，掀开中国歌剧和声乐艺术的发展历史，1956年成立的上海歌剧院是其中闪光的一页。无论是中国歌剧《白毛女》、《江姐》，还是外国经典歌剧《蝴蝶夫人》、《波希米亚人》，或是近年来排演的《雷雨》、《采珠人》等都开风气之先，成为中国歌剧史上的经典之作。

　　来自北京的戴玉强、万山红，香港的莫华伦，上海的廖昌永、魏松，旅美歌唱家黄英等海内外声乐巅峰实力派歌唱家9月27日将齐聚“‘巅峰之声歌剧之魅’———世界精英歌唱家同庆上海歌剧院50华诞音乐会”，这一盛会也被中国歌剧界视为“百年未遇的歌剧盛事”。

　　昨晚，早报记者连线专访上海歌剧院院长张国勇时，刚彩排完歌剧《鼻子》的他虽已超负荷工作了14小时，但谈起歌剧院的历史以及发展前景仍神采奕奕。

　　从《小刀会》到《茶花女》———中国歌剧要想在世界舞台占据一席之地，凭借西洋歌剧是不可能的事情。

　　以国内首演原创歌剧闻名的北京国际音乐节，没有邀请北京院团，也没有照搬俄罗斯团体，而是请了千里之外的上歌担纲，说明了上歌在业界的位置。张国勇用“非常难”三个字来形容正在排演的《鼻子》，该剧由肖斯塔科维奇根据果戈理同名小说创作于1923年。“全世界没有几个歌剧院能演。”张国勇说，“这部20世纪的现代作品本身就很复杂，在节奏、音准和音乐的理解上都很难。何况演员比较熟悉的是普契尼等意大利作曲家的作品。该作品奇特的音乐语言显得尤为晦涩艰深。”

　　从如今挑战高难作品，突然转到最早的新安旅行团，张国勇笑说：“那时候，解放区的条件很艰苦，音乐水平可想而知，政治意义更浓些，所以，起初建院时并不是演出歌剧，而是叫歌舞剧团，最辉煌的演出是舞剧。《江姐》、《洪湖赤卫队》这些著名的歌剧都不是我们上海的，我们只有一部《小刀会》红遍中国，但还是个舞剧。”

　　1962年，上歌第一次在全国像模像样地演出了一部西洋歌剧《蝴蝶夫人》。但中国歌剧院到底是应该演出西洋歌剧还是创排原创歌剧呢？“此后，全国一直在争论，包括现在也是。”张国勇说，“我认为，中国歌剧要想在世界舞台占据一席之地，凭借西洋歌剧是不可能的。所以，像谭盾做的中国歌剧的尝试我认为是有意义的。但是与此同时，对于连歌剧概念都没有的观众，对于完全没有建立起来的市场，我们需要拿经典歌剧来培育，同时储存力量、储备人才，然后再搞创作。”所以在歌剧院的演出记录上，我们看到了《波希米亚人》、《奥赛罗》、《蝙蝠》、《茶花女》等一系列熟悉的名字———其中《茶花女》票房火爆异常，票不到两天销售一空。

　　多数时候，歌剧还是在艰难地推票过程中，每排练一个新剧目都在担心票房是否会赔本，但我们要走在观众前面一点

　　“‘市场’这个词，从经济学上讲，没有回报的市场是不存在的，所以我们必须考虑回报；但仅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全世界歌剧院都在赔钱。”张国勇说，“但这不能动摇经典剧目树立一个城市形象的地位。文化必须和经济有个平衡。一个成功的、赚钱的作品不可能一夜之间冒出来，对于国际著名成功案例，我们只是没看到别人走过的路和其背后的三四十个不成功的作品罢了。”

　　在演出形式上，作为上歌的院长，他认为，剧院应该引导，甚至是强势地引导观众：不赞成观众喜欢什么歌剧院就演什么，而是觉得要走在观众前面一点，比如引进作曲家比才不太为人所知的《采珠人》；在适当的时候，甚至可以跨出一大步，比如创作无调性现代歌剧《赌命》。

　　著名女高音歌唱家伊丽莎白·施瓦茨曾说过“把经典歌剧现代化是种亵渎”。张国勇则表示这未尝不可，只有更有趣，才能让普罗大众接近它。上歌就曾把“啰嗦”的宣叙调删除改为有趣的对白和表演。

　　上歌每年都会排演两部经典西洋歌剧和一部原创歌剧，据悉，明年他们将会排演原创国产的《楚霸王》和新版的《蝴蝶夫人》以及《卡门》。“我主张不完全按西洋的正歌剧的样子制作，正歌剧对中国百姓而言或许口味太重，一时很难接受。我希望是以音乐剧加歌剧相混合的形式，再融入些现代因素，手法不要复杂，尽可能简洁。”张国勇说。

　　“上海剧协50年曲曲折折、悲悲欢欢的岁月历程，不是轻易走过来的，这个团体虽小，却有一千多位各有成就的戏剧家，他们身后还有更多的戏剧工作者……”戏剧评论家、上海剧协早期领导人刘厚生昨天寄语剧协成立50周年时这样写道。

　　刘厚生

　　（戏剧评论家）

　　从淮海中路到“梁山伯号”

　　作为元老，刘厚生对戏剧家协会有着深厚的感情。他说，上海戏剧界的群众社团是有传统的，上海剧协成立于1956年，前身却可以上溯到1912年的伶界联合会。1956年上海剧协成立，戏曲和话剧等的大团结促使剧协可以在提高上海戏剧艺术水平上多做工作。50年来，剧协经常组织作家作品研讨会，组织剧作者深入生活，更创造了剧本朗读会这一新形式，影响都相当深远。而白玉兰奖的设立，其做法和作风也都受到广泛的赞誉。刘厚生认为周信芳、俞振飞、洪深、黄佐临、应云卫等许多戏剧大家的纪念活动办得郑重而得体，不仅令人感动，而且带有学术意味。刘厚生总是会想起上海分会初期时在淮海中路一座大楼里办公。之后又从永嘉路搬到现在的延安西路238号，他笑称，我们都把这个号称之为“梁山伯号”。

　　袁雪芬

　　（越剧表演艺术家）

　　珍惜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

　　说到上海剧协，令袁雪芬特别难忘的是与上海剧协两名老同志于伶、刘厚生的交往。她回忆说，她是在1946年排演越剧《祥林嫂》时通过许广平认识于伶的。他们的演出得到了田汉的肯定，但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侮辱胁迫，当时，共产党和进步文化界在记者会上给予了他们强有力的支持。反动派更是妄图对她下毒手，此时剧协的刘厚生等同志及时建议她不要演夜场，并帮她想对策，来反抗反动派的强制演出的要求。正是这些剧协同志的努力，使得戏剧得以良好发展，这些都带给像袁雪芬这样老艺术家终生难忘的影响。她感慨地说，上海戏剧界的同志要珍惜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地位。作为剧协，也要认真接待好外地来演出的剧团，让人家有所收获，让上海的戏剧事业更好的发展。

　　尚长荣（

　　京剧表演艺术家，上海剧协第五届理事会主席）

　　关键还是创作出好作品

　　尚长荣作为剧协主席和老会员，在庆典上缅怀了众多前辈———京剧表演大师周信芳，剧作家于伶、杜宣，以及黄佐临、熊佛西、俞振飞等德高望重的大师，还有将自己后半生全部奉献给了上海剧协的姚时晓。他同时也细细回忆了剧协四年多来的近50项活动。其中有一度被冷淡了的艺术交流和学术研讨活动，如一些对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一些优秀剧目的艺术研讨，同时也加强了对校园戏剧和群众戏剧的关注。他说，未来的上海剧协，关键还是让上海戏剧界创作出好的作品。

　　傅希如（

　　青年京剧演员）

　　加入剧协意味着一种责任

　　作为上海市戏剧家协会的一名年轻会员，青年演员傅希如与剧协的缘分始于2003年中国剧协举办的“首届中国戏曲演唱大赛（红梅奖）”，据他回忆，当时，上海剧协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对他们进行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扶植。初赛时王振华老师不厌其烦的帮助，决赛时陈达明等老师从生活上到演出前的精心安排，都让当时参赛的几位上海青年演员感动不已。在他们的支持下，几名演员都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傅希如这个当时初出茅庐的青年演员也如愿获得了红梅大奖，并成了上海剧协破格吸收的青年会员。在傅希如看来，加入剧协，不仅是获得一种荣誉，更是担负起一份振兴戏剧事业的责任。链接

　　上海市戏剧家协会成立于1956年8月，是上海戏剧工作者自愿组成的专业性、学术性群众团体，现有会员1647人。

　　协会主要活动包括新剧本朗读会、上海戏剧论坛、大学生话剧节及承担中国戏剧奖梅花表演奖、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中国戏剧奖小品小戏奖等全国性戏剧奖项的选拔、推荐、申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