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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义务教育，顾名思义，核心在“义务”二字，即由政府免费提供。换句话说，只要你是中国人，无论你腰缠万贯还是流离失所，无论你被尊为显赫还是被鄙为低贱，在受教育方面，都拥有同样的权利。2006年9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行，这意味着，这一梦想离中国人越来越近。
由此上溯到20年前，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被认为是政府对人民的庄严承诺，20年过去了，我们不得不承认，义务教育的现状离国人期待还有差距。今天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已远远超出当年教育政策制定者们的想象。
本期高端访谈，我们邀请了全国人大常委柳斌先生。1985年，柳就任国家教委副主任，此后，主管中国基础教育十余年，他是中国第一部义务教育法的制定者和执行者，之后，他被任命为全国总督学，是义务教育的监督者。中国义务教育风雨20年，今天面临的问题，在20年前根本不曾设想，其中的无数故事，以及诸多问题，柳斌了然于胸。
如何评价中国20年的义务教育？
9月末的一个下午，在教育部的一个办公室，长时间沉默后，69岁的柳斌用3个“难”来形容：“办教育难，办基础教育更难，一个人口大国普及教育更是难上加难！”
20年前的承诺
让中国人接受义务教育，一直是一个美丽的梦：共产党建政之前就带着这个梦，之后掌握政权，梦有可能变成现实。
早在1956年1月，教育部印发的《十二年教育事业规划纲要》就提出，“7年内在全国基本上普及义务教育”。然而此后风波频仍，未能实施。
相反，1977年，全国适龄儿童的入学率为96.5%，到了1982年却下降到93.2%，其中农村由90.8%降到62.6%，虽然1980年代初期中央几次下文加强基础教育，但收效甚微。
如此状况下，国家决策层决心用强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毕竟，这是任何国家的政府无法回避的义务。1986年4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
而大方针初定，却在“钱”字上面遇到羁绊：国家无力承担全部义务教育经费，短缺的部分只能向社会收取。
记者：1985年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具体背景是？
柳斌：“文革”后，小平重视教育，说要当教育的后勤部长。在他的推动下，很快就召开了“文革”后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在会上确定了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
1985年5月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后来国家教委在1985年成立，成立这个机构就是要推动这些目标的实现，柳斌出任这个新机构的副主任。
当时开会的时候，副总理万里说，如果我们经过5年努力，到1990年，能使除了京津沪三大城市外，还使沿海的几个省份普及义务教育，普及的人口就相当于两个日本，一个美国，大家听了都很振奋。
柳斌：后来，国家教委确定我做义务教育法起草领导小组组长。我们组织了一个班子，当时有人认为普九太早了，只能普及五年义务教育。但是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因为“文革”前即已经提出了普及小学教育的目标，1982年教育部就发布了普及小学教育的文件，这时候怎么能只普及小学教育？
记者：制定过程中是否有不同意见？
柳斌：在是否收杂费的问题上有争议，一部分人认为杂费不要收了。一算账，杂费有6个亿，1985年的6个亿是很大一笔数字，国家拿不出这笔钱。全国人大讨论后，决定还是只写免收学费。而且以前的杂费确实很低，没想到后来慢慢地越收越多。
确实，正如柳斌所说，义务教育法中“免收学费”不免“杂费”的规定，日后成为乱收费的一个借口，“杂费”雪球越滚越大，是个“无底洞”，甚至成为一些贫困儿童的梦魇，这在当时，是没有料到的。
柳斌：当时制定义务教育法的原则是宜粗不宜细，先把最主要的原则确定下来，法一出来，有人说这是“豆腐法”，软法，因为对投入没有硬性规定。后来我们和全国人大联合召开了座谈会，我在会上讲，义务教育经费由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筹措的大原则已确定了，具体的硬性规定很难出台，大家还是要把认识统一到执法上。
从一开始，因财力所限，义务教育就没能做到免费。当时，决策层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各级政府，而城市和农村的巨大差距又造成了教育鸿沟。
柳斌：我们想，要实现9年义务教育，只能依靠人民办教育。一靠农村教育附加，按农民前一年的纯收入征收，比例是1%-1.5%，这个钱是拿来改善办学条件和聘请民办教师；二靠农村教育集资，这是建校舍的钱，因为农村的学校国家没有专项拨款，不纳入基建计划，纳入基建计划的只是城市学校，农村只能自己管自己。
这种方式，一方面满足了农村群众子女受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我们的20年义务教育是以加重农民负担为代价取得的成就。
在农村是农民教育农民办的思路，来缓解经费矛盾，在城市，则是鼓励企业办学(这几乎占城市教育规模的40%)，并且都也写进了当时的教育法。农民和企业成为社会主义中国义务教育的承担者。
记者：20年过去了，这个问题一直没办法解决吗？
柳斌：今年制定的义务教育法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记者：在之前我们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柳斌：就是没钱，财政没钱。我国财政在很长时期内是企业投资为主体，财政作为社会公用事业投资主体的角色长期未能到位。
问题凸显，难以承受
从1986年开始，中国的义务教育开始了艰难的发展，最初只能要求先实现有课桌无危房，国家教委还通过一系列政策提高教师地位。
然而，过低的教育经费长期困扰着中国的义务教育，1993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曾提出，到20世纪末，国家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应不低于GDP的4%。
但直至今天，也没有实现，在90年代，两会后的总理记者招待会上，国务院总理要经常面对记者们的追问。
“钱呢？少吃点，车子少买点，钱再少，也不能少了教育的钱呀。”经常有人会这样说。
记者：这期间推行义务教育最主要的困难是什么？
柳斌：经费不足和教师队伍问题是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举个例子，1985年以前，全国的公共教育经费大约是70亿美元，占当时GDP的2.3%，很低，到1991年上升到3.1%。所以1991年我们制订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的时候就想，全世界教育投入占GDP的平均数是5%，我们是发展中国家，少一些，所以提到4%。但1991年后，我们的教育经费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一直下降，到1997年前后，降到了2.47%。2001年上升到了3.1%后来两年又下降到2.79%，这两年又有回升。
记者：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会儿戏？
柳斌：重要的是财政体制。我们的财政体制一直不是公共财政体制，政府是投资主体而不是公共财政主体。因此，地方政府就要把钱用在能生钱的地方，这种进程是没完没了的，所以一直也“腾”不出资金给教育，当时的口头禅是“一工交，二财贸，马马虎虎抓文教”，教育投入严重不足。直到2000年才开始了建设公共财政的话题。
既然政府拿不出钱，教育又要办，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张玉林估算，上世纪90年代10年间，全国对农民征收的“教育附加费”和各种“教育集资”，最保守的估计也在1500亿元。
柳斌证实了这一点，他表示，义务教育在农村筹措的资金估算下来有几千亿。
尽管义务教育法的推行异常艰难，但向社会筹措的资金大体上还是保持了义务教育的高速发展，2000年，中国实现了普九目标。
但在教育规模迅猛扩大的背景下，教育不均衡现象开始凸显，以上海为例，鼓励县区大胆办窗口学校，随后，“重点学校”涌现出来，“重点学校”成为学生家长们最头疼的事情，只要到了升学期，大家打破脑袋往里挤，有哭有笑，有人争，有人闹，重点学校，像一个个“小巨人”，正大光明地霸占了本来就稀缺的教育资源。
另一个名词也慢慢出现：择校费。重点中学、择校费、赞助费……“费”越来越多，越来越高，人民的不满也随之升温。
记者：过去20年中，比较受诟病的是教育发展不均衡，老百姓意见很大，比如重点学校的择校费等，这是怎么造成的？
柳斌：有多种原因，首先，2006年以前，我们的义务教育没有成为公共财政保障的教育，财政只保障一半，有一半要靠社会筹措，这就很难保障均衡。因为各个地方筹措资金的能力不一样。
此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财力有限，为了早出人才只能集中力量先办好一批学校。从历史上看，办重点学校符合当时国情。但谁也不会想到，今天，重点学校竞争这么激烈，择校费这么高。
在城市，有了城市教育附加这个政策之后，随着各地企业迅速发展，教育附加费的规模迅速上升。
柳斌：像上海，前几年一年就是十多个亿的城市教育附加费。他们把教育附加拿出来办窗口学校，几年之内，一批条件优越的窗口学校就起来了。近些年来，窗口学校和重点学校在全国遍地开花。
另外就是现在一批干部要出政绩，办好了一批窗口学校，这是他的政绩。还有一批家长富裕起来以后，他就要孩子上好学校，这些钱都是向好的学校集中，加剧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
记者：到今天，这些问题是否积重难返？
柳斌：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不能把一所好学校的水平拉低，去实行均衡发展，只能把比较差的学校提高，这不是几年时间可以完成的，恐怕也不是十几年的时间可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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