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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红军长征是一部英勇悲壮的交响乐诗，那么，发生在大渡河上的一幕，无疑是其中最高亢最激昂的英雄乐章。
大渡河，长江上游一条原本普通的河，由于红军勇士们71年前创造的惊天事迹，让它在人们心目中变得如此富有激情！
安顺场上勇士强渡大渡河，泸定城边英雄飞夺铁索桥，正是这些英雄们的传奇壮举，构成了激情大渡河的精魂。
本报长征采访组来到大渡河边，我们迫切想了解的一个问题就是:当年那些大渡河上的勇士们，后来的下落怎样？后来的人们，是否曾经去找寻过这些勇士们，这种找寻的过程又是怎样？
17勇士知道下落的只有一个熊尚林
安顺场位于现今四川省石棉县。当年红军北上之时，安顺场尚属越西县辖治。解放后，由于这一带发现了丰富的石棉矿，开采矿山涌入了大批人口，才在这一带设置了新县城，而新县城的名字就得自于石棉矿。
相比飞夺泸定桥的22勇士来说，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是幸运的。因为他们的名字已经留在了青史上。我们今天能够知道这17勇士的名字，要感谢一张油印的不足十六开版的小报纸，那就是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一八六期《战士报》上，头条文章题目是《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而在这张报纸的右下部，登载了“牲”部(当时的部队代号——编者注)强渡大渡河的17个英雄和5个模范特等射手名单，其中17个勇士是:
二连连长熊上林；二排排长罗会明；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亭、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报纸也可能有讹误，比如，二连连长熊上林，后来据杨得志、孙继先等同志回忆，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熊尚林。
石棉县委宣传部新闻科的周万龙科长向我们介绍说，解放以后，当地政府曾经通过各种渠道寻找17勇士的下落，包括向刘伯承、杨得志、孙继先等元帅将军们求证，但是，几十年过去了，绝大多数勇士们的踪迹都不得而知。惟一一个有明确下落的是二连连长熊尚林。调查得知，熊尚林是江西高安县人，全程走完了长征。抗战爆发后，他率领八路军115师独立团的一营，参加过平型关大战。1942年6月18日，熊尚林在河北崇礼县草场沟与日伪军的一场战斗中牺牲，他的尸骨现在葬在崇礼县的烈士陵园中。
周万龙介绍说，1992年5月25日，河北省崇礼县的一所小学与石棉县安顺场的八一希望小学结成了“手拉手”学校，崇礼的小学生们还把一瓶大渡河水和60颗大渡河上的鹅卵石带回了崇礼。
我们并不满足于这样的介绍，向周科长提出，是否还能采访到当年石棉县负责调查17勇士下落的同志。周科长告诉我们，当年参与调查工作的同志在石棉县只剩下一位县文化馆的原馆长张弗尘，但张老现已80多岁，因严重的类风湿病瘫痪在床，且听力和语言表述力严重困难，不可能接受采访。
在我们的多方努力下，记者还是来到了张弗尘老先生的家，但张老的身体情况很差，采访确实无法进行。但是，在张老断断续续含混不清的话语中，我们还是明白了，当年石棉县调查组接触的一个关键人物是孙继先。
强渡大渡河到底是
17勇士还是18勇士？
孙继先，当年红军强渡大渡河时，担任红一团第一营营长，强渡大渡河的17勇士就是他亲自从所属二连中挑选出来的，他也是强渡大渡河战斗的第一线指挥员。1955年，孙继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1990年因病去世。
为了继续寻访有关17勇士的情况，我们在北京找到了孙继先将军的儿子，现任中国科协下属《大众科技报》社长的孙东生先生。
孙继先将军一生戎马，历战无数，但大渡河上的英勇战事仍然在将军心中占据很大的分量。孙将军常常和子女们谈起大渡河上的故事，17勇士的下落也是将军挥之不去的心结。但战争时期部队人员调动频繁，孙将军与17勇士先后分离，关于这17勇士的下落，孙将军生前也无法给出答案了。
但是孙将军还是常常给子女们讲起强渡大渡河的亲身经历。根据父亲生前的多次讲述，孙东生向记者提出了一个始料未及的问题:当年强渡大渡河勇士到底是一船渡河还是两船渡河？与之相关的是，强渡大渡河勇士到底是17人还是18人？
按照现在通行的说法，强渡大渡河是由17勇士一船一次进行的。比如，记者在安顺场“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拿到的、由中共石棉县委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央红军长征越过大渡河》一书中，就是这样记述的:“17勇士和当地有丰富撑船经验的船工上船后……在军号声中船向东岸驶去。这时，在西岸的红军展开了猛烈的炮火掩护……特别是担负机枪掩护的特等机枪射手以及炮兵营的炮手，他们以百发百中的准确性打击敌人……渡船劈流破浪，飞箭似的驶向河心……船上一个勇士的胳膊受了伤，急忙用手捂住……船帮被打了一个洞，河水不断涌进舱来，战士们用衣服堵漏……船还未靠岸，17勇士就向岸边扑去。”
但是，作为强渡大渡河的一线指挥员，孙继先将军早于1957年就在《星火燎原》第三期上发表了《大渡河上》一文，详细描写了强渡大渡河的过程，明确说明了勇士们是分两次渡河的，其中第一船由连长熊尚林率8名同志冲过河，小船返回后，又由孙继先亲自率另外8名同志强渡过河。
孙东生向记者详细讲述了孙将军生前描述的事情的原委。
如同许多史料中已经讲到的，孙继先率领一营首先抢夺了安顺场渡口，并在河岔里截获了敌人的一条小船。本来渡口所有的船只都被敌人拖到北岸去了，但是当天正逢安顺场集日，敌人放一条船到南岸购买物品，却没想到红军来得这样快。
按照孙继先接受的命令，夺船后应立即于当夜偷渡，但据老乡说，对岸是峭壁，河中有礁石，加上水流湍急，夜渡极有可能翻船。夺来的小船只有一只，万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孙继先临时决定天明后再渡河。红军先遣队首长刘伯承、聂荣臻此时已亲自赶到安顺场，看到孙继先没有执行原定命令，大为光火。但听取了汇报后，还是认同了孙继先的意见，决定改夜间偷渡为白天强渡。
5月25日上午7点半，孙继先经杨得志团长同意，决定从二连选派16人组成突击队。16人选好后，突然又有一个战士冲出队伍，边哭边嚷:“我要去，我一定要去！”原来此人是二连通讯员陈万清。陈万清是遵义入伍的小战士，当时参军还不足半年。不知现在的年轻人还能不能理解陈万清的这种举动，但这一幕确实是孙继先亲自回忆的历史真实。于是，陈万清成了第17名勇士。
原本的计划也是让17人突击队乘第一船渡河。但船工们却临时提出，船小水流急，敌人火力猛，要减少伤亡和翻船的可能，就必须轻捷迅速地划到对岸敌人火力死角，然后对准渡口登岸。在湍急的河流中，要有两人摇橹，四人划桨，船头还要有一至二人撑篙避开礁石，船工至少要有七八人，这样，就必须大幅减少渡河突击队的数量。
杨得志团长接纳了船工们的意见，临时决定17名勇士分两次强渡。第一次由熊尚林连长带领8名勇士首先登船，船返回后再由孙继先营长亲自率领另外8名勇士渡河。这样，17勇士事实上成了18勇士，多出的那一个人就是孙继先。
按照孙继先将军的回忆，前面引文材料中提到的一个战士胳膊受伤，船帮被打漏，都是发生在孙继先亲自率领的第二船上。孙继先在和子女们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还提到一个细节，打漏的船帮是战士们用软木枪塞堵上的。
记者在强渡大渡河纪念馆亲眼看到了红军渡船的仿制品，并拍摄了照片，对渡船的尺寸有实际体会。我们相信孙继先将军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强渡大渡河不是摆渡游客，在激烈战斗的情况下，那样一只小船，在七八名船工之外，如果再载入17名红军战士，确实显得过于拥挤和臃肿了。
17勇士的说法
最早来自于《战士报》
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我们通行的正式党史军史中，都采用了17勇士一船渡河的说法呢？这个依据就是一八六期《战士报》的原始文件。本报记者仔细研究了一八六期《战士报》。不足十六开版的油印小报上，关于渡河的过程只有“我‘牲’部一个猛冲和17个红色英雄冒险渡河，即将河两岸敌人全部击溃”寥寥一句。也许当时的写作者不了解孙继先临时决定亲自率领第二船的情况。在战争的紧急情况下，报纸出一些遗漏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就是这一八六期《战士报》，刊头刻印的出版日期就是错误的，竟然写的是“1935·5·3”。而据考订，这期报纸的出版时间应该是1935年6月3日。(也有一说，认为刊头的日期为农历——编者注)
记者相信当事人孙继先将军的说法是第一手资料，是可信的。但是，由于17勇士后来都没有找到下落，使得孙将军的回忆缺乏旁证。本来有一个人，是可以对这一段历史作出证明的，那就是这场战斗的战场指挥员、红一团团长杨得志将军。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杨得志将军在解放后对这段历史的回忆也有相互矛盾之处。比如，杨得志在《星火燎原》上发表的《强渡大渡河》一文，被视为描写强渡大渡河战斗的权威性的历史文献，影响极广，其中就采用了“17勇士一船渡”的说法。而杨得志晚年的回忆录《横戈马上》一书中，则比较详细地叙述了18位同志分两批强渡大渡河的情景，与孙继先的回忆可以相互印证。在《大渡河畔英雄多》一文中，杨得志更是认为“正确地说应该是18勇士(其中包括营长孙继先同志)。”
孙东生回忆说，关于强渡大渡河是17勇士还是18勇士，父亲在世时他们曾多次问起，父亲是这样回答他们的:“强渡大渡河的战斗经过，我的回忆录中已经阐述清楚，至于自己算不算勇士，没有必要去争论。革命战争中无数先烈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有些同志牺牲后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们这些幸存者想起他们就心里难过。应该说在长征路上英勇战斗的红军战士人人都是英雄，个个都是勇士。”
孙将军虽然这样表示，然而我们的党史研究部门，是不是有必要对历史的真实负责，对这个问题做出更加详尽、更有说服力的调查和结论呢？
《大渡寻英(下)》请见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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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渡大渡河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下旬，中央红军长征准备渡过大渡河进入川西北。5月24日晚，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1师第1团，经80多公里的急行军赶到大渡河右岸的安顺场，击溃川军2个连，占领了安顺场，并在渡口附近找到1只木船。
25日晨，刘伯承、聂荣臻亲临前沿阵地指挥。红1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第2连挑选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一举击溃川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1军团第1师和干部团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为迅速渡过大渡河，中革军委决定红1军团第1师及干部团由安顺场继续渡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两路夹河而进，火速夺占泸定桥。
27日晨，右路先头部队红1军团第2师第4团，由团长王开湘、政治委员杨成武率领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军的阻击，经2昼夜强行160公里，29日晨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是日16时，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在全团火力掩护下冒着川军的密集火力，攀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当接近桥头时，川军突然施放火障，突击队勇敢地穿过火墙，冲进泸定城，同川军展开巷战。后续部队及时投入战斗，经激战，红军占领泸定城，川军一部被歼，其余向天全溃逃。
图一:版画《大渡河十七勇士》沈尧伊作
图二:当年“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使用的渡船(仿制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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