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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人：伍明光，69岁，广交会广东交易团老团长
经历：原任广东外经贸委副主任，他1964年便开始了广交会之旅，前后将近60届。
伍老离开广交会已经10年了，不过，每一届展会，他还是会去看一看，看看新变化，搜集一些纪念章，再保留每届的出入证。
伍老原任广东外经贸委副主任，从业务科员到广东团老团长，他1964年便开始了广交会之旅，前后将近60届。
广交会的不解之缘
用伍老的话说，他是伴随着广交会成长起来的外贸工作者，1963年他从北京对外贸易学院毕业后，便以五金矿产进出口公司科员的身份参加了1964年的秋交会。
他回忆说，当时的任务是卖铸铁制品，“那时候啊，每天都在找客户，就想着能不能卖得出去？能不能完成指标？”他记得，当时的客户主要来自中东和非洲。
1985年开始，伍老开始担任广东交易团团长，参加了近20届广交会。
在他三十多年的外贸生涯中，他几乎没有离开过交易会。在伍老的收藏物中，记者看到有近百个出入证、工作证以及广交会纪念章，从简单的纸制证件到丝绸证件再到过塑证件几乎一应俱全。
即使在退休后，伍老也仍然继续收集证件和徽章，而每届的广交会，他也会去看一看。广州和广交会
伍老说，广州和广交会同样有着不解之缘。“广交会因为在广州举办而得名，而广州也因广交会而扬名”。
他说，广交会的全称本是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ChineseExportCommoditiesFair），由于过去西方人一直把广州翻译成“Carton”，故不少人就将广交会的英文名简称为CartonFair。
而广交会之所以会落户广州，和广州的外贸历史不无关系。
清代闭关锁国，唯一保留的对外通商口岸仅有广州的十三行，作为通商口岸广州具有先发优势。而解放后，各口岸的广东籍及国内其它地区的买办商人、各国洋行也都迁至香港，新中国的贸易多由定居香港的买办来完成，所以把中国商品交易会放在临近香港的广州最为合理。
他介绍，第一届广交会前，新中国百废待兴，非常缺外汇。支付能力的缺失严重制约了新中国的发展。广交会就此应运而生，“可以打破经济封锁，解决经济建设需要的外汇收入”。
1955年秋至1956年春，广东省外贸系统举行了几次小型的物资出口交流会，参会的国内外商人比较踊跃，每次交流会均成交几百万到上千万美元。1956年，广东省外贸局向中央建议在广州举办一次全国性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同年11月，会期长达两个月的中国出口商品展览会在广州举行。活动汇集了当年我国主要出口商品近万种，各个交易团与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五千多客商达成了5000万美元的交易额。
这是中国出口商品第一次按系统、有组织、大规模地呈现在世人面前，也是广交会的“试验田”。1957年，中央决定在广州举办“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
周总理和广交会
周总理是对伍老影响最深的人，也是对交易会影响最深的人。
伍老介绍，交易会的名称是总理亲自定的，就连春交会4月15日开幕也是总理定的，“他还8次亲临广交会呐！”
伍老介绍，1967年春交会，正值文革期间，当时两大派之间矛盾激烈，交易会开幕前已经有红卫兵爬上中山纪念堂，要拆下《天下为公》的牌匾，绳索也已套上孙中山先生的铜像。可以想像，这些事件的发生势必将影响春交会的如期开幕。“紧急关头，总理亲赴广州，连夜召集两大派头头开会，终于说服红卫兵不干扰春交会的开幕”。
1995年左右，有一股风潮说是交易会可能会迁出广州。而佛山、南海、花都、深圳甚至上海，都表示希望交易会迁至己处。可是，离开广州的交易会又是什么名字？“沪交会？深交会？好在有人提出说，广交会的名字是总理定的，春交会的时间也是总理定的，事件才算平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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