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平衡须在基层社会发育 www.thebeijingnews.com · 2006-10-14 7:25:18 ·来源：新京报

　　如果政治家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和裂痕，也就不可能担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政治文明的重任。

　　党国英

　　今天，中央提出了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目标，这是恰逢其时的。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转型，在执政党的政治理念中有了新的政治语言符号，如“市场化”、“以人为本”和“和谐社会”等，但支撑这些符号的理论架构尚待完善。

　　人们要问：什么是和谐社会？我尝试给出这样一个定义：和谐社会是依赖法律和道德调节社会利益冲突的社会；法律制度是通过民主政治建立的，道德是建立在民族优秀文化长期积淀基础上的。

　　一个社会不可能没有冲突，不可能没有裂痕。好的社会在于不断地用自己的法律制度和道德力量化解冲突，融合裂痕。如果政治家不敢正视社会冲突和裂痕，也就不可能担当起完善法律制度、建立政治文明的重任。建立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理念的提出，表明了当代政治家正视现实的勇气和智慧。

　　和改革开放之前相比，我们的社会是更加和谐了，还是更加不和谐了？我看是更加和谐了，至少可以说奠定社会和谐的基础事变已经发生了。当然，这是比较而言，并不是说现在的一切都很美妙。事实上，我们有大量问题需要解决。

　　关于社会进步的最简单道理被亚当·斯密揭示出来以后，几乎再没有变化。社会分工可以提高效率，可以增加国民的福利总量；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市场交易是促进社会分工的最佳制度安排；国家权力根本使命在于维护自由市场交换制度。正如国家权力不可滥用一样，自由权利也不可滥用；自由的底线是不能侵犯他人利益和一切公共利益。

　　1949年起，全国经济活动实行集中控制，建立起了“命令经济系统”。在原苏联的支持下，我国迅速建立了初步的重工业基础，经济分工水平上了一个台阶。但这是一个没有市场的经济体，利益的多元分化受到严格限制。这个社会也有冲突，例如，差不多像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描述的那样，地方和地方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都有矛盾。这个时期，社会看起来是“和谐”的，但这是高度紧张下的控制与服从的统一，并不是真正的和谐。这种社会控制方式必然产生效率的损失。这不是说这种方式之下不会有增长，而是说增长的代价十分巨大。

　　上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是中国当代社会迈向和谐治理的起步时期，经济领域里的突出标志是国家放松了对农村和农民的控制。放活了农民，就放活了这个国家的多数人口。食品供应迅速增加，工业品日渐丰富，城市中出现了农民工，社会有了活力。多元化的另一个标志是大学教育开始吸收和传播新思想，新一代大学生给正在扩张的媒体服务业、法律服务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工作人员。本质上，这些行业的工作人员具有自由职业的特点，这种职业特性决定了他们最容易保持独立意识。

　　最能表现社会生活多元化的特征是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1990年到2002年，在国家部门和国有企业就业的劳动者减少了31%，而同期城镇就业人口增加了45%.现在两者的比例大约为1比7.这个变化的意义非同寻常。更多的人可能感觉到他是为自己工作，而不再用那个“吃某某的饭”的口头禅了。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个口号的意义超过了对效率的强调。它冲击了分配关系，也冲击了人们脑袋里的秩序。眨眼间，中国的“基尼系数”就高过了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尽管劳资关系和城乡关系因为利益的分化出现了不和谐，但中国社会还在包容这种变化。

　　中国民间组织的力量也迅速成长壮大了。据农业部统计，中国农民新型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总数已经突破15万个，比较规范的农业专业合作组织超过14万个。城市里正在兴起各种形式的志愿者组织，特别是环境保护方面的志愿者组织十分活跃，引起国际机构的关注。中国政府推动的“村民自治”尽管遇到不小的困难，也已经成了不小的气候。

　　一些地方政府的“违规行为”常常使中央政府头痛，但问题还有另一面。地方政治中不时冒出有创新意识的改革者，向社会显示他们的魄力和智慧。前不久到天津武清做调查，发现那里在扎扎实实推进基层民主自治，并建立了自己特有的模式，受到农民的衷心欢迎。事实上，基层社会的创新冲动，增加了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信心。当然，促进和谐社会建立的关键举措，更多的还应来自中央政府。

　　作者系中国社科院农村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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