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岁的护士刘巍峰敲开大庆市让胡路区希望社区居民的家门时，迎来的常常是一张张冰冷的面孔。

　　“当时是99年的年底，我们都穿着白大褂上门登记，很多居民觉得丧气”，刘巍峰回忆说，现在这里的居民和她都成了朋友，她所负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的门诊量也从当年的两三个人发展到了现在的每天160多人。

　　备受专家和业界赞誉的大庆模式似乎正在创造奇迹，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依靠2300名这样的“片医”构建了庞大的终端服务网络，这些终端与大庆油田总医院（以下简称“总医院”）互通互连、双向转诊，覆盖了大庆近一半的人口，并由此宣称基本解决了这些社区居民的看病难和看病贵问题。

　　去年，总医院门诊量130多万，比社区医院成立时的2003年增加20%，在黑龙江省内排行第一。

　　无论正在激烈争论的英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市场主导还是政府配置，此轮医改中各派观点所能达成的惟一共识就是要大力发展社区医疗服务，借此降低医疗服务价格，让居民得到实惠，大庆模式正是社区医疗服务中的亮点。

　　而批评者认为，大庆模式的主体仍是企业医院，其成功仍源于企业办社会的传统模式，这样的模式很难成功在其他城市复制。一些态度激烈的民营医院甚至认为，国有医院办社区医院再次挤压了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这让后者再次成为了本轮医改的看客和受伤害者。

　　竞争的结果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李玲教授在一次讲座中对大庆模式十分推崇，她介绍说，北京的协和医院等大医院也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像大庆模式那样发展社区医疗服务，效果还不错。

　　去年11月，卫生部副部长蒋作君来大庆视察时说：“过去，毛主席讲工业学大庆，现在，我看全国社区卫生服务工作也应该学大庆。”

　　对于政府主导派的专家和部门而言，大庆模式正在变成一个政府主导模式下解决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可贵样板，大庆石油总医院成立了集团，收编了小医院，成立若干社区服务中心和服务站，并对其进行人财物的垂直管理，小病进社区，大病立即转院到总医院，治好病之后休养时再转到社区医院，总医院的大夫也要轮换着去社区医院服务，以此提高居民对社区医院的信赖。

　　而实际上，大庆模式的成功恰恰是市场竞争的结果。

　　据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总经理刘湘彬介绍，大庆是先有企业再有城市，90年代政企才分开，当时大庆石油管理局有80多家公司，为了适应发展合并为12个集团，总医院就在2003年成立了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组建时有2家核心医院和26家各厂矿卫生所，这些卫生所里医生占到了集团员工的一半以上。

　　“怎样让这些人有饭吃、自食其力，我们就办了社区医疗服务站和服务中心”，刘湘彬说。

　　当时，大庆的医疗竞争非常激烈，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和同属于油田系统的龙南医院还是大庆市地方的市人民医院三足鼎立，开始了装备竞赛、广告战和价格战等，成立社区服务站其实就是终端服务上的竞争。

　　刘湘彬说，当初各个医院都在从社区抢病人，他们就成立了社区服务站，让社区医生走进社区服务，起码能够卖点药，扩大总医院的根据地。

　　竞争真的带来了好处，总医院不但获得了品牌影响力，也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病源，居民也得到了实惠。

　　据刘湘彬介绍，杏五井社区最早开始包楼的尝试，一个社区医生负责几栋楼，为居民建立健康档案，人们称呼他们为“片儿医”，现在这种模式正在全集团的社区内推广。

　　大庆油田总医院集团龙南景源社区服务中心的杨艳芬主任是集团中最早做社区医疗的一批，现在该中心几乎每月都有外地单位来参观学习，一些国际医疗卫生机构也对她们的社区医疗服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刚开始我们去包楼登记时，很多居民都说我们是推销药的，是穷疯了，现在逢年过节居民们都送来饺子和粽子，像一家人一样”，杨艳芬说，除了双向转诊和建立档案，社区中心还把病人组织成了高血压等病种的康复俱乐部，提供免费讲座，开展各种运动会，高唱革命歌曲等。

　　她说：“病人感到了温暖。”

　　在让胡路区希望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诊的一位老人告诉记者说，“这里的服务很好，我们是对面的社区的，虽然隔着一条马路，但是平时看病都在这里。”

　　杨艳芬说，他们虽然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说明社区医疗给老百姓省了多少钱，但是有这样一个现象，在他们社区原来一些一年要住两三次院的居民，现在两三年也不住一次院了。

　　据了解，在大庆油田系统的社区医院内，挂号费、测量血压、2公里以内的出诊费、计划免疫、保健讲座和俱乐部活动等，都是免费的。

　　“有的居民一天就来测两三次血压，这些都是不收费的”，杨艳芬说。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