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金平

　　从20世纪70年代末的《醉拳》、《蛇形刁手》开始，成龙就以独具魅力的笑谑喜剧元素和刚健英勇的身手，改写了一直都显得庄严正统且充满暴力血腥的香港功夫片。从此，正气凛然、怒目金刚式的古典复仇英雄们受到务实、功利的香港小市民冷落，而滑稽搞笑的小人物、总能逢凶化吉甚至出奇制胜的末流武师，开始成为这个市民社会的新宠。传统功夫片中的师道尊严和师严徒孝的关系模式开始以嬉笑嘲弄的方式出现，主人公也开始以小奸小恶的滑稽面目或笨拙中不失可爱，惊险中不乏温情的打斗胳肢着观众的笑神经。

　　就像此次成龙和陈木胜导演的《宝贝计划》，其主人公同样是一些深陷底层，却自甘堕落，放任自流的烂仔：“偷窃三人组”中的“老大”包租公嗜钱如命，委琐冷漠，为了个人利益可以不顾任何仁义道德；“小弟”人字拖滥赌成瘾，且屡赌屡输，以至债台高筑，还连累家人被债主泼漆逼债，父亲更是被他气得中风；百达通则好色轻狂，抛弃妻子，以泡妞为生命的全部意义，甚至为推卸责任而逼迫妻子打胎。至于“老大”口口声声教诲“小弟”们做贼时恪守的“道德”，也只是在利益面前可以随意变通的空话。既然影片中的成人已经失却了明辨是非的能力，那他们的救赎只能是来自纯净童心的照拂和感染了。

　　“偷窃三人组”因未能及时将偷来的宝贝脱手换钱，却在照顾宝贝时萌生出前所未有的爱心，并且开始推己及人，体会他人的感受。包租公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和老婆的相濡以沫；人字拖为自己对家人的伤害而忏悔，对着颤颤巍巍、嘴唇嚅动而不能言语的父亲流下了悔恨的泪水；百达通开始意识到自己对老婆太过残忍，并为自己以前花天酒地而痛心不已。于是，影片中的三个家庭最后都走上了家庭和睦、爱情甜蜜的完美结局，一如好莱坞情节剧的大团圆窠臼。而且，成龙电影的“男性”色彩，使其影片中的女角总逃脱不了“花瓶”的宿命，成为男性想象中臆造的传统女性，或拥有母性的柔情（疯癫的包租婆永远抱着她的木偶孩子），或如天使般纯洁（以道德说教劝说人字拖改邪归正的小护士），或是忠贞的妻子（被百达通抛弃、伤害还泪水涟涟等候他浪子回头的白燕）。

　　同样，成龙的影片总处在一种有趣的自我戏仿之中，总会反复出现一些以往影片中的场景和镜头，呈现出同样的类属特征：追逐，打斗，跳跃，拯救。在成龙的所有角色中，也总能保持着双面性——既严肃又娱乐。成龙脸部的喜剧表情和身体动作的喜剧旋律，让生死一线间的危机都得到轻松化解。观众也总能以无所谓的态度玩赏着他一次次的凶险历程，甚至不必为任何一个空中跳跃的绝命镜头而减缓在影院大嚼爆米花的速度。

　　由此，我们已经深味成龙电影三年来以《新警察故事》、《神话》、《宝贝计划》领跑“国庆”档的原因，甚至可以断言成龙能成为在好莱坞获得巨大成功的华人演员，就在于他已深谙好莱坞情节剧，尤其是动作片的观赏兴奋点：一气呵成的连续动作场景和无休止的惊险追逐打闹。

　　当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成龙电影就是浅俗的娱乐片。事实上，《宝贝计划》也有对人性回归这样的人类共通性母题的大肆渲染，这往往是一些娱乐电影所缺乏的心理深度。而成龙本身作为一个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代言人和道德、责任心的守护者，由他来出演一个迷途知返的小人物，更有捍卫人心、人性的力度。在他以往的影片中，他也曾多次借助一些正义的警察形象或平凡的小人物形象，来彰显正义、尊严和善良。

　　在当下的功利时代和充溢着颓丧自私的现代化都市中，怀旧的情绪总会不由自主地影响着文艺的风向标。于是，呼唤纯真、童心，回归传统的家庭伦理模式也成为当前许多电影的母题。成龙的电影中，就是如此奇妙地糅合正统与笑谑、轻松与严肃、解构一切又回归传统的种种矛盾和暧昧处，进而成为香港城市文化精神和当下现实的一个恰当注解。